❶ 如何看待日本政府給中國政府提供的貸款 日方貸款的主觀目的是什麼經濟歷史背景是什麼
互利互惠唄。
主觀目的么,一方面是促進友好,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背景應該是尼克松訪華之後,田中角榮趕緊來,然後中日建交,日本提供貸款。這里頭應該也有美國的授意,也有日本自己的意願。賠禮是小,讓中國發展,成為日本的市場是大。
禍根倒是談不上那麼誇張,但是確實付出了很大利益。別的不說,光是這些年匯率變化,日本就可以連本帶利撈一大筆。加上貸款里基本都是買的日本工業機器,技術上被人牽制,這就是有些人說的禍根了。但這個應該沒有那麼誇張,中國的山寨能力還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日本提供貸款,讓中國在最需要發展的時期,有了那麼一大筆錢。但是日本連本帶利也撈了很多,這就是我說的互利互惠。我們不能因為日本提供了很多貸款,就對日本感恩戴德(有一部分精日就是這樣),但也不能因此就覺得日本居心不良,來給我們挖了坑。這本身就是願打願挨的事,就像現在中國買美國國債,給非洲國家貸款修路賣軍火一樣,都是互相的利益。
❷ 日本在中國改革期間給中國貸款,為什麼還款利息比高利貸還高
OECD(經合組織)成員國政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政府援助。包括三種形式,無償貸款,有償貸款,技術援助。
三個特點,一是期很長,貸款期一般幾十年,有的長達八十年;二是利息低,很多是無息、低息貸款;三是目的明確,就是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援助。凡是參加經合組織的國家都有這種政府發展援助。
至於高低是匯率變動問題,貨幣貶值。
❸ 改革開放初期日本政府給我們無償貸款,為什麼還錢的時候比高利貸還高利貸
作為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即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下文簡稱ODA)的主體,日元貸款肇始於1979年。這一年冬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訪華,開啟了ODA的大門;此後二十餘年,日本以低息、長期為優惠條件,累計向中國發放貸款約3萬2千億日元(約合300億美元)。而29年以後,它終於走到了盡頭。
「ODA確實起了大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副所長,日本對華ODA問題資深專家金熙德感慨道:「你找不出來哪個大型工程沒有日元貸款的影子。」——的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階段,日元貸款為中國這艘龐大的飛行器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燃料,推動其冉冉升空。
或許正因如此,日本媒體心態微妙。《讀賣新聞》撰文宣稱:不要求中國人感謝,只希望中國人記得。然而,審視長達近30年的日本對華ODA之路,中國人同樣懷有微妙的心情。
戰爭賠款的變種
說起日元貸款計劃,不能不談到日本的一個難言之隱:戰後賠款。
1951年,在朝鮮戰爭爆發、冷戰鐵幕啟動的背景下,美國決定還日本這個遠東橋頭堡以主權地位。當年9月,52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舉行對日和會。除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外,大部分與會國都簽署了《舊金山和約》。這個和約不僅結束了日本的被佔領時代、確立了以軍事同盟為基礎的美日關系,條約第十四款還特別規定,與會各國「放棄對日本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但這個和約遠非完整、更不徹底,由是中國拒絕承認,菲律賓更是提出抵制和會,而朝鮮、緬甸、蒙古、越南、印尼等眾多亞洲國家也紛紛表示反對。這給日本的亞洲外交蒙上了濃重的陰影,其潛在影響沿及今日。
催生日元貸款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則是海外市場的誘惑。1954年,日本的各項經濟指標均已超過戰前水平,獲取海外資源、重返海外市場成為當務之急;而人口眾多、工業落後的東亞,更是其低成本商品的主要傾銷對象。這么一來,《舊金山和約》反而成為它佔領這些市場的最大障礙。
為此,1954年,日本加入了以英國為主導、旨在援助東南亞的「科倫坡計劃」。此後,它採取分別對待、各個突破的策略,旨在融化亞洲的堅冰:對態度強硬、堅持賠償的國家,諸如緬甸、菲律賓、印尼、南越,它許諾逐年賠償;對放棄賠償的國家如寮國、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等,它簽訂了准賠償協定即提供無償援助;最後,1958年2月,一種更新、更體面的手法出現了:它與印度簽訂了一份日元貸款協定。至少在名義上,這是和戰爭賠款無關的政府間援助。
換而言之,和「無償援助」一樣,日元貸款不過是戰爭賠款的變種之一。依靠賠償、「無償援助」以及日元貸款,此後十餘年,日本在亞洲各國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性經濟大國了。對此,原日本駐聯合國大使、曾長期參與賠款談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戰爭賠償與經濟援助結合起來,從結果上看,對我國擴大貿易發揮了積極作用。」
終於,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將目光投向了中國。
❹ 當初日本政府給中國政府貸款,中國政府付出了什麼代價
您好,沒付出什麼代價的,以前都沒要戰爭賠款了,他們也不好意思要代價的,這也算是補償的一種
❺ 日本為什麼貸款中國
各國的貸款不會讓你輕松借到的,所有國家的貸款幾乎都附有條件,而且借款人還要慎重考慮要不要動用貸款人的貸款,(一般貸款人都要求借款人的錢只能購買使用我們國家的東西。)
❻ 國際私法案例分析
一、1)在國際貨物買賣關系中,調整信用證關系的法律通常是各國普遍選用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2)銀行有權拒付貨款。《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規定,賣方交付的議付貨款的單據,必須與合同中的約定相一致,做到單單相符,單證相符。如果賣方交付的議付貨款的單據與合同中的約定不一致,單單不符或單證不符,銀行有權拒付貨款。本案中,中國某土產公司交付的發票與合同中的規定不符,銀行有權拒付貨款。
http://hi..com/shiely78/blog/item/6b3e4d4ece8d5009b2de0524.html
二、本案涉及監護權和撫養權。
對監護權的法律適用,我國法律未作明確規定,但各國多主張適用被監護人的本國法或法院地法。趙小虎在中國出生,其父是中國公民,趙小虎具有中國國籍。本案在中國提起訴訟,法院地法是中國法,所以,監護權的歸屬應適用中國法。
對撫養權的法律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48條規定:"扶養適用與被扶養人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趙小虎在中國出生,具有中國國籍,其父是中國公民,具有中國國籍,趙小虎出生後,一直在中國生活,這表明趙小虎與中國有最密切聯系,本案應適用中國法律。
另外,日本《法例》20條規定:"父母子女間的法律關系,依父之本國法"。根據日本的法律,本案也應適用中國法律。
我國對涉外監護、撫養亦無明確的實體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曾對中國公民和前蘇聯公民之間的子女監護和撫養問題作過批復。批復的基本精神是中國公民和外國人離婚,其子女由中國公民監護、撫養為宜。
我國法院可參照這一批復,判趙小虎由趙耿虎監護、撫養。
http://opene.jhrtvu.com/media_file/2005_01_17/20050117110615.doc
❼ 日本經濟危機案例分析
1、日本1990年危機的背景是什麼?
(一)美國的「滯脹」與「里根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羅納德·里根宣誓就任美國第49屆總統時,美國經濟正為嚴重的「滯脹」所困擾。1980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為13.5%,失業率為7%,經濟增長率為-0.2%,財政赤字高達738億美元。里根指出:「我們正餡入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國家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我們必須開辟一條改革和重振經濟的道路。」(里根,1991)為此,里根政府以供給經濟學派、貨幣主義和新古典綜合派等作為理論基礎,制定了美國「經濟復興計劃」,史稱「里根經濟學」。
「里根經濟學」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1)削減聯邦政府支出;(2)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3)放鬆政府管制,減少政府幹預;(4)反通脹的貨幣政策。其中,降低稅率和減輕納稅人負擔是「里根經濟學」的核心。里根認為,「稅率低則國庫盈;稅率高則國庫空」。要想國民富裕、國家富強,應該從減稅開始。只有降低所得稅率,人們收入增加了,才會更多地去消費、去儲蓄、去投資,才能刺激生產。生產規模擴大了,就能克服「滯」;市場供應增加了,就能克服「脹」,從而實現無通脹的經濟增長。同時,「我們不只是希望通過減稅來刺激經濟,而且還要通過減稅來減少政府開支、壓縮政府規模、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里根,1991)。
(二)美國的財政赤字和高利率。
以「里根經濟學」為基礎的,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里根總統的任期內,美國經濟走出了「滯脹」。1980~1988年,美國經濟增長率上升到3.3%,失業率降到6%,平均通脹率大幅降低到4%。但是,由於國防費用和社會福利費用的不斷增加,里根政府關於削減聯邦政府開支的計劃沒有能夠實現。1980年,里根入主白宮時,美國私人部門的盈餘和政府部門赤字尚能大體保持平衡,兩者抵消仍能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其凈儲蓄額還能為政府的過度開支提供融資支持。1980年以後,美國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投資持續縮小,政府支出不斷擴大,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1980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為790億美元,佔GDP的比例為2.9%。1985年,里根總統第一屆任期結束時,美國的財政赤字為2120億美元,佔GDP的比例為5.2%
在里根政府實施減稅計劃、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美聯儲則通過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提高利率,來抑制通貨膨脹。1979年夏天,保羅·沃爾克就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上任之初,他就連續三次提高利率。當時,美國的官方利率達到兩位數,明顯高於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市場利率高達20%左右,比主要發達國家大都高4個百分點。
(三)美元持續升值與巨額貿易赤字。
美國巨額的財政赤字啟動了「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過程。美聯儲的高利率政策增加了美元對國外投資者的吸引力,大量海外資金流入美國,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升值。1979~1985年2月,美元與其他10個發達國家貨幣的比率上升了73%,美元對這些國家的匯率甚至已經超過了布
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的水平。
美元升值使美國的貿易赤字進一步擴大。1980年,美國貿易赤字為150億美元,1982年增加到360億美元,1983年增加到670億美元,1984年增加到1130億美元。巨額的貿易赤字使美國從1981年的擁有1410億美元國外凈資產的債權國,轉變成1985年的擁有1110億美元負債的債務國。在4年時間里就發生了高達2500億美元財富的轉移。到1986年末,美國對外凈債務總額達2636億美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
對於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里根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認為,貿易赤字是過度投資的必然結果,而過度投資又是巨額預算赤字造成的。著名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當時擔任里根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一再向里根解釋,只減少貿易赤字、不減少預算赤字不利於國民收支平衡和國民經濟運行。但是,里根政府始終沒有把削減預算赤字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保羅·沃克、行天豐雄,1996)。
1985年初,美元漲風席捲了整個國際貨幣市場,美元匯率已經達到了極端高價。盛極必衰,從1985年2月起,美元開始走低。由於美元是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和貿易計價貨幣,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元的貶值過程也就是非美元貨幣的升值過程。因此,也是從1985年2月起,世界主要國家的非美元貨幣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升值,日元對美元的雙邊匯率也開始走強,並從此進入了一個持續升值的通道,後來的「廣場協議」只是加快了日元的升值進程。
(四)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受日益擴大的貿易赤字和出口衰退的影響,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升級。1985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美日貿易決議案》和《緊急貿易及促進出口法案》,提出凡對美出口超過從美進口額65%的國家,將對其進口產品一律徵收25%附加稅。日本首當其沖。1985年9月,里根總統首次援引《貿易法》301條款,授權對日本進行貿易報復。
(五)「國際經濟協調」和詹姆斯·貝克。
「國際經濟協調」是指在無法保證協調參與國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過各國財政和貨幣政策,尤其是匯率政策合作,尋求最佳政策組合,以提高參與國的福利水平。1973年以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西方主要國家實行本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協調雙邊匯率問題。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從1976年起,在牙買加體系下,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協調,尤其是多邊匯率政策協調,主要通過七國首腦會議或七國財長會議的形式進行。
1975年,在法國朗布依埃舉行的第一次七國首腦會議,標志著以大國會議方式進行國際經濟協調的開始,不過,這次會議主要強調各國內部事務管理的重要性,沒有討論國際經濟協調問題.1978年的德國波恩會議,第一次提出,七國政府應該聯合行動,共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帶動世界經濟復甦。這次會議是國際經濟協調的真正開端。1982年,法國凡爾賽會議建立了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參加的五國財長會議制度。1986年,加拿大和義大利加入,成為七國財長會議。其中 「廣場會議」是匯率政策協調的典型例子;1987年的「盧浮宮會議」增加了包括利率、經濟增長速度、失業率等在內的有關宏觀經濟指標內容,成為利率政策協調的一個典型例子。 1985年初,詹姆斯·貝克成為第二任里根政府的財政部長。他是一個強硬、務實的政治家,主張採取實用性貿易政策來解決美國的國際收支問題。為了降低美
元匯率,減少美國經常項目逆差,他要求召開五國財長會議,並提出了就多邊匯率問題進行聯合行動的「國際經濟協調新措施」。
(六)日本的1985年。
在日本歷史上,尤其是在日本泡沫經濟形成與破滅的過程中,1985年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這一年日本發生了一系列足以影響日本歷史、改變日本命運的大事。「廣場協議」和日元升值只是其中的一環。
1. 日本經濟、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步伐加快。二戰後日本的經濟和金融都曾帶有濃厚的「封閉」和「管制」色彩。20世紀70年代,日本開始了經濟、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進程。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日本政府逐步放寬了利率限制,修訂了《外匯與外貿管理法》,開放了日本金融市場,並積極拓展日本銀行海外業務。1985年,日本政府發表了《關於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公告,揭開了日本經濟、金融全面自由化、國際化的序幕。
2. 隨著日本經濟國際化步伐加快,日本政治國際化進程也在加快。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行動;擴大國際影響、提升國際地位,實現其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理想。1983年,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國思維戰」戰略,並把對美關系作為這一戰略的基石。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後來的「廣場會議」和「盧浮宮會議」等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中,日本均成為美國最堅定的盟友。
3. 1985年前後,日本還醞釀著一場更深刻的變革,即日本的經濟增長模式由「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國際社會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改變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呼聲越來越高,美國輿論更是指責日本政府封閉市場,輸出失業。這些輿論給了日本政府以強烈的震懾。1985年,日本《經濟白皮書》指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日本必須擴大內需,以緩和與國際社會的關系。也就是說,1985年的日本,同時面臨著三個非常重大的戰略轉變:(1)由「管制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2)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轉變;(3)由「外需主導型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的轉變。顯而易見,如此重大而深刻的變革集中在同一個年份,本身就縮小了宏觀政策的迴旋空間。當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問題、國內經濟目標與國外經濟目標問題、國內政策協調與國際政策協調等問題交織在一起時,增加了宏觀政策選擇和調整的困難。
(七)日本貿易盈餘的積累。
1985年前後,在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的同時,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與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貿易盈餘的積累。從1964年開始,日本出現了貿易盈餘,並逐年擴大,由此引發了長期的日美貿易沖突。1980年以後,美國與日本的貿易差額進一步擴大,兩國的貿易矛盾激化、貿易摩擦升級。1980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76.62億美元,1985年為461.5億美元,5年時間增加了5倍。
(八)「中曾根主義」。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內閣首相。1983年,他提出了日本的「大國
思維」戰略,從此日本進入了「中曾根主義」時代,即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協調,提升國際地位,改善國際形象,以實現日本的政治大國理想。
早在1964年,日本加入西方「發達國傢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時,日本政府就提出,「日本只有爭取成為與其經濟實力相適應的政治大國,直接參與解決國際重大問題,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發展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才能真正成為世界大國」。1983年和1984年,中曾根在七國首腦會議上反復強調,日本將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實現以內需為中心的穩定增長,維護世界經濟自由貿易體制,通過加強經濟政策協調,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並通過穩定外匯價格,擴大世界貿易。當時的國際輿論認為,「這些講話均是從全球戰略的角度闡述日本立場的,大國思維躍然其中」。
2、日本1990年危機的誘因是什麼? 日經指數看跌期權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首先,政府及政策部門決策失誤與泡沫經濟直接相關。美國的高壓迫使日元快速升值,與大幅降低利率一起誘發了金融資產泡沫的產生。而股市泡沫迅速膨脹之時,日本銀行卻一直採取觀望態度,直至1989年5月,才將維持了兩年零三個月的超低利率提高,延誤了使過熱經濟軟著陸的時機。之後日本銀行連續五次加息,至1990年8月,2.5%的再貼現率已提高至6.0%,同時出台了土地融資的總量控制、土地稅制改革等嚴厲的緊縮政策,最終刺破了泡沫。
其次,來自國際市場金融衍生商品的沖擊,給日本證券市場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力。日本於1984年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放鬆政府管制,開放了外國資本和國內資本的自由流動,為投機資本的入侵打開了大門。外國銀行和證券公司運用諸如股指期貨這一嶄新的投資手法,與現貨指數之間進行套利交易,對大牛市的破滅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而高盛發明的「日經指數看跌期權」最終要了日本股市的命。日經指數看跌期權做為一種權證很容易買賣,普通投資者交易時很方便,看空的力量大增。同時日本人沉迷在股價上揚的夢幻中,認為股價怎麼可能下降呢?所以日本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在誘惑之下紛紛與高盛對賭,簽訂巨額對賭合同。衍生品的交易使得泡沫加速破滅。
最後,銀行和投資者風險意識淡薄。1990至1991年,日本證券公司、銀行丑聞頻發,如野村、日興等證券公司為大客戶填補損失,富士、東海銀行等以假名義提取存款等欺詐事件,嚴重影響了金融機構的信譽,動搖了投資者信心。在大牛市面前,追逐資本增值的投機目的使投資者狂熱地投入到股市,投資者信心過度膨脹,風險意識薄弱。
3、日本1990年危機的有哪些前兆?可能的原因和經驗教訓是什麼?
(1)危機前的徵兆:
1985年的「廣場協議」成為日本股市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日本股市由之前的經濟發展和盈利推動轉向估值提升。日本央行由於擔心日元升值對經濟的緊縮作用,採取了低利率的擴張政策,結果導致日本國內貨幣供應明顯增速,M2佔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迅速增長的財富使廣大投資人將大量資金投向了房地產市場和股市,催生了一輪波瀾壯闊的牛市,也為日後的泡沫破滅埋下了伏筆。
在這一階段,日本實際GDP僅增長17.19%,但匯率升值了72.17%,股市上
漲了456%,市場估值水平由20倍左右提升到70倍左右。
(2)經驗教訓:
a) 宏觀政策的失誤
1985年9月七國財長會議之後,日本一味迎合美國的需求,放縱了銀根,以刺激國內需求,降低居高不下的貿易收支盈餘。此外,由於80年代重建財政、減少財政赤字和減少國債發行量成為日本最優先的課題,使得刺激經濟的工具完全靠央行的再貼現率的下調。
b) 金融自由化的負面效應
隨著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進,企業開始積極利用證券市場籌資,中小金融機構的經營環境惡化。外匯市場的過早以及衍生工具的發展給資本市場帶來了沖擊,國際投行與本國金融機構過度追求利益而忽視風險的監控與管理。
4、日本1990年危機時美日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態度如何,各採取了哪些措施?
1990年2月27日,日本財務省出台了限制房地產貸款的措施,由於市場對政府的限制措施將會損及地價的擔心,導致此後的股市下滑更為劇烈---戳破資產泡沫的利刺
日本央行並未意識到泡沫破滅,反而認為股市和地價仍會居高不下,日本經濟依然過熱,因此在1990年8月將政策利率從5.25%急升至6.0%。
1991年7月,日本央行將政策利率從6%下調至5.5%,同年12月財務省宣布廢除對房地產貸款的限制措施,但這些舉措並未阻止股市走低和地價下滑。
1992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經濟將陷入衰退,日經指數當年3月跌破2萬點大關,並在8月跌破1.5萬關口。政府在隨後幾年都在大規模增加財政支出以刺激經濟,促進股市回穩。同時,央行也階段性降低政策利率,並在1995年 年9月降至0.5%。
❽ 中日建交後,日本國歷年來對中國的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
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訪華,承諾向我提供第一批政府貸款。從這年起,日本政府開始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
日本向我國提供的政府貸款約占我同國外官方資金合作的40%以上,居首位。自1979年起日本共向我提供四批日元貸款,合計25809億日元。第一批日元貸款(1979-1983年)3309億日元;第二批日元貸款(1984-1990年)4700億日元;
第三批日元貸款(1990-1995年)8100億日元;第四批日元貸款分為批(1996-1998年)5800億日元、(1999- 2000年)3900億日元。
此外,1979年至1995年日本向我國提供三批能源貸款,合計17000億日元。第一批能源貸款4200億日元;第二批能源貸款5800億日元;第三批能源貸款7000億日元。
自1979年至2000年3月,日本政府對我國提供無償援助共計1153.56億日元。2002年3月,日本政府決定大幅削減對華日元貸款,2001年度的對華日元貸款數量削減為1,600億日元,與上年相比減少25%。
2006年日本向中國提供623億日元貸款.2007年為463億日元.許多年份的資料都查不到了,只查到至2004年,日本一共向中國提供了大約35000億日圓的貸款.再加上2006 2007的和無法查到的2005年的(參考2006 2007也可以知道2005大約700-800)。
37000億日圓.摺合人民幣3000億。但是匯率我是按今天的算的,1979年跟現在的匯率肯定不一樣,這筆貸款放到今天,應該值7000-10000億人民幣。
(8)日本貸款中國案例分析擴展閱讀:
中日兩國盡管社會制度不同,應該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關系。兩國邦交正常化,發展兩國的睦鄰友好關系,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也是對緩和亞洲緊張局勢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貢獻。
(一)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二)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決定,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在各自的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立和履行職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並盡快互換大使。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
根據上述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兩國政府確認,在相互關系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系,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間的關系和擴大人員往來,根據需要並考慮到已有的民間協定,同意進行以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
❾ 日本給中國這么多無息貸款和援助目的到底是什麼
對戰爭還是有愧疚感的,嘴上死不認,私底下給點錢,求中國別老提這事
❿ 中日建交後,日本給予了中國多少無償貸款
不算技術援助等,只算錢的援助是2248億人民幣,而且到現在還在繼續,只是數額小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