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國提供20億馬克貸款

❶ 歐美拒絕投資，在中國人手中卻變廢為寶的是哪裡

中國近幾年來的發展想必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一躍成為了當今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外媒們看到我們中國如今的發展更是紛紛贊嘆，因此中國也有著“基建狂魔”的美譽，修建的高鐵、公路、打大壩等都讓世界驚嘆。

後來在我們中國的管理運營下，僅僅四個月的時間，所運營金額就達到了他們一年運營的金額，還給當地建設了一個大型的煉油廠等等，將它變成了一塊“寶地”！

美國印度日本等國家看到斯里蘭卡的發展，在2018年6月25日的時候發文稱道：中國是早有預謀！用債務來逼斯里蘭卡交出港口，還說我們中國早就盯上了港口的戰略價值！

但好在，斯里蘭卡的人們並不相信，大聲斥責這些報道的不實消息，聲稱每次和中國貸款求助都能夠得到肯定的回答，和中國合作對斯里蘭卡有利無弊。

對此，你是怎麼看待的呢？有機會的話，你願意去斯里蘭卡旅遊嗎

❷ 20世紀20年代,國際形勢發展有何特點

20世紀上半葉，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劫難。這兩次大戰雖然都根源於帝國主義，但卻具有不同的特點。第一次世界大戰表現為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為重新瓜分世界的直接廝殺，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則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表現形式。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歐洲國際關系，不僅在時間上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而且在內容上也明顯體現出兩戰之間的過渡。20年代的歐洲國際關系，在相對穩定的凡爾賽體系下，醞釀著力量對比的變化，成為走向圍繞以法西斯挑起的局部戰爭、世界大戰而展開為特徵的30年代國際關系的階梯。

一、20年代的蘇俄外交活動

蘇俄的誕生，揭開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長期並存、互相對抗的歷史序幕。20年代的蘇俄外交，突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孤立，為蘇俄開創出生存和發展的國際條件。

對形勢的判斷是制定政策的基礎。在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之中的新生蘇維埃政權能否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上，蘇俄領導人曾寄希望於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列寧在1919年12月全俄蘇維埃七大的報告中認為：「社會主義革命至少要無產階級在若干先進國家中取得勝利後，才能說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①

經過三年的國內戰爭，蘇俄打退了國內外敵人的武裝進攻，但預期的十月革命將引發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局面也未出現。隨著歐洲無產階級革命轉入低潮，布爾什維克黨認識到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保持住革命的成果。由此，蘇俄領導人在客觀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對國際形勢的新認識。1920年11月，列寧指出：「經過三年殘酷而激烈的戰爭……無論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沒有獲得勝利，也沒有遭到失敗。②1921—l922年間，列寧多次闡述了這樣的認識：「目前俄羅斯聯邦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形成了一種均勢，雖然極不可靠，極不穩定，但社會主義共和國畢竟能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生存下去了」 ③。

帝國主義戰爭和武裝干涉使蘇俄的經濟面臨及其嚴峻的局面。蘇俄為實現向和平建設過渡，需要一個和平和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合作的國際環境。爭取同帝國主義國家建立正常的經濟和政治關系成為蘇俄政府的頭等外交任務。

然而，帝國主義國家在武裝干涉失敗後並未罷休，他們轉而指望用經濟手段改變蘇維埃政權的性質。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聲稱：「我們沒有能用武力恢復俄國。我相信，我們能通過貿易做到這一點並挽救它。」 ④帝國主義國家策略的改變表明，他們雖然仍繼續堅持敵視蘇俄的立場，企圖以貿易手段改變蘇俄的社會性質，但已不能無視蘇俄的存在。

列寧在深刻地洞察國際國內形勢的基礎上，為蘇俄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對外政策的任務及策略。列寧指出：「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我們雖然沒有獲得國際勝利，即對我們來說是唯一可靠的勝利，但是卻給自己爭得了能夠同那些現在不得不與我們建立貿易關系的資本主義列強並存的條件。」列寧認為：「現在我們要談的已經不只是喘息時機，而是比較長期地進行新建設的重要機會」，為此必須正確地估計帝國主義競爭的緊張局面，「必須不斷地利用它們之間的爭斗，使它們難於同我們作斗爭」⑤，在防備突發武裝斗爭的同時，利用國際形勢中「極不穩定的均勢」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爭取較長時期和平，擺脫在國際上的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局面。

在列寧的領導下，蘇俄政府開展積極的外交活動，以貿易為突破口，調整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

1921年，英國在經濟危機打擊下，為重新打開俄國市場並對蘇俄政局施加影響，主張同蘇俄進行經濟貿易往來。3月，蘇英雙方簽訂了貿易協定，這意味著英國實際上承認了蘇俄的存在，標志蘇俄邁出了打破帝國主義封鎖，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交往的第一步。到年底，蘇俄已同德、奧、意等14個資本主義國家簽訂了類似的貿易協定。

1921年10月6日，19個資本主義國家以蘇俄出現飢荒為由，在布魯塞爾召開「援助蘇俄」會議，提出以蘇俄償還沙俄政府欠下的外債和發還蘇俄政府沒收的外國企業為條件，考慮給予蘇俄救濟和貸款。10月28日，蘇俄政府向英、法、意、日、美五國政府發出照會，強調「任何民族都沒有義務去償付多少世紀以來束縛它的鎖鏈的代價」，但建議在各大國承認蘇俄、與蘇俄締結全面和約並向蘇俄提供優惠貸款的情況下，就償還戰前沙皇政府所借外債問題「盡速召開國際會議」進行討論⑥。

資本主義國家對蘇俄的建議作出了反應。1922年1月6日，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在戛納會議上決定，召開歐洲國家經濟會議，邀請蘇俄和德國代表參加。會議決議宣稱：一些國家不能強行規定另一些國家應當根據什麼原則建立其所有制、經濟生活和管理方式；每個國家有權力為自己選擇它所喜歡的制度。決議規定：在外國資本對一國提供援助時受援國要保障外國資本不可侵犯並獲得利潤；承認本國歷屆政府過去或將來簽訂的或擔保的一切債務和義務；承認對於沒收或國家接管財產給外國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損失有賠償的義務。決議聲稱：只有蘇維埃政府接受所有上述條件，協約國才予以承認。會議通過了給蘇俄的邀請書，表示希望蘇俄政府領袖列寧親自出席預定的會議。戛納會議表明，西方國家雖然頑固堅持被十月革命廢除的經濟特權，但不得不準備同蘇俄進行交往。

蘇俄政府從戛納會議決議的矛盾中注意到帝國主義國家態度的變化，同意了邀請，並隨即選出了列寧為團長的代表團准備參加會議。列寧最終未能參加會議，但他為代表團制定了細致周詳的談判原則、方針和具體策略。

l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歐洲國家經濟會議在熱那亞舉行。參加會議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蘇等29個國家和英國的5個自治領，美國派觀察員列席。會議上，蘇俄代表聲明：蘇俄堅持共產主義的原則，也承認舊的社會制度和成長中的新社會制度可以共處，代表這兩種所有制的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對於普遍的經濟復興是絕對必要的。蘇俄出席會議的目的，是為在互惠、平等和完全無條件的承認的基礎上與各國政府及工商業人士建立事務性聯系。協約國方面表示，蘇俄若接受償還沙皇和臨時政府所欠的184．96億盧布的債務、歸還沒收的外國企業、放棄外貿國家壟斷制、讓外商自由貿易等條件，可貸款給蘇俄2000萬英鎊。蘇俄代表以提出反建議的形式駁斥了上述要求，並提出一項反要求：賠償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給蘇俄造成的總計約390．4479盧布的巨大損失。德國代表批評了戰勝國的政策，認為各戰勝國是在力圖損害德國的利益和幸福來增進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英國方面私下裡表示，可以同意不歸還外國人的財產，而以租借方式補償。這個略帶妥協的方案被法國否定。由於蘇俄的主張遭到了英、法等國的反對，會議陷入僵局。

為了打破資本主義國家的反蘇聯盟，蘇俄代表利用德國與戰勝國之間的矛盾，向德國提出建立兩國平等關系的建議。德國為了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和國際上的孤立處境，同意蘇俄的建議。1922年4月16日，兩國在熱那亞近郊的拉巴洛簽訂了雙邊協定。拉巴洛條約規定：兩國建立外交關系；兩國的貿易、經濟和法律關系享有最惠國待遇；兩國互相放棄對戰費、戰爭和非戰爭損失的賠款要求。拉巴洛條約是蘇俄同西方國家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簽訂的第一個協定。它既沖破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反蘇陣線，也沖擊了奴役德國的凡爾賽和約，有助於雙方擺脫外交上的孤立狀態。拉巴洛條約所採取的互相取消一切賠償要求，恢復正常關系，密切經濟聯系的原則，為以後蘇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開創了先例。

拉巴洛條約的簽訂對熱那亞會議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但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在一系列問題上難以同蘇俄達成協議。歷時40天的熱那亞會議在沒有簽訂一個協定，毫無具體成果的情況下結束了。不久之後召開的海牙會議，依然沒有消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蘇俄的分歧，同樣以毫無結果而告結束。

熱那亞會議表現出資本主義國家既要遏制蘇俄，又迫切希望同蘇俄進行貿易往來的矛盾心理，其最終結局反映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深刻矛盾。盡管如此，熱那亞會議作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第一次同有社會主義蘇俄參加商討問題的國際會議，在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蘇俄從軍事沖突到和平共處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轉折意義。l924年，英國和義大利在沒有堅持首先償還債務的情況下，與蘇俄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英、意的行動引起了連鎖反應，至1925年，蘇俄基本上實現了與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正常化。

二、對凡爾賽體系的兩次重大調整

凡爾賽體系作為帝國主義列強爭斗妥協的產物，從產生之日起就存在著種種矛盾。隨著其自身矛盾發展導致該體系不穩定因素增長，出現了在德國賠款和歐洲安全保障兩大問題上對該體系的局部調整。

德國賠款問題是巴黎和會未解決的戰後最復雜的國際問題之一，戰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主要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法國為徹底削弱德國，補償自己巨大的戰爭損失，恢復在歐洲的大國地位，希望最大限度地從德國榨取賠款，使德國一蹶不振。英國為保持歐洲大陸勢力的均衡和商品市場，主張不過分削弱德國。美國擔心如果德國無力支付賠款，則英、法就有了不向美國償還戰債的理由，反對向德國索取高額賠款。在巴黎和會上，由於英、法的堅持，確定了德國償付巨額賠款的原則。其後，三國都力圖把德國賠款問題的主動權抓在自己的手中，使問題按自己的意願去解決。

1921年4月，賠款委員會規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合330億美元。德國政府採取了「履行它，就是要證明它無法履行」的對策。1922年，德國政府以災難性的通貨膨脹為由，要求延期支付全部賠款。英國支持德國的要求，並提出了允許德國延期交付和將賠款總額減為500億金馬克的建議。由於法國強烈反對這一建議，英、法分歧加深，德、法矛盾激化。

l923年1月爆發的魯爾危機，是法國謀求一戰後歐洲霸權的一次嘗試。魯爾危機使法德雙方面臨政治經濟危機。在英美的壓力下，德國結束了「消極抵抗」，法國也被迫同意重新研究德國賠款問題。魯爾危機的結局表明，法國無力單獨承擔維持和平、管轄歐洲的重任，打算憑借凡爾賽和約確立歐洲霸權的企圖最終落空。

1924年9月1日，以美國銀行家道威斯為首的專家委員會提出的所謂「道威斯計劃」開始實行。該計劃的主要精神是：首先穩定德國的金融，復興德國經濟，在此基礎上索取德國經濟能夠承受的賠款。計劃規定，由美、英等國向德國提供8億金馬克的貸款，幫助德國穩定金融恢復經濟，德國的財政經濟由以美、英為首的機構總管監督。計劃還要求法、比從魯爾撤軍。道威斯計劃使德國賠款問題的控制權由法國轉到了美、英手中。計劃對於德國賠款的總額沒作明確規定，意味著英、美、法、德之間的矛盾依然沒有得到最終的解決。

道威斯計劃實施後的15年中，德國從美、英兩國得到200多億金馬克的貸款，同期，德國支付的賠款僅為110億金馬克。大量貸款流入德國，使德國經濟起死回生。l927年，德國的工業生產回復到戰前水平，1929年再次成為歐洲的第一經濟強國。隨著大量美元流入德國，美國加強了對歐洲的經濟滲透及對歐洲國際事務的影響。英國實現了聯合美國、打擊法國、扶植德國的歐洲均衡政策目標。魯爾危機結束後，歐洲的緊張局勢也得到緩和。

道威斯計劃未規定賠款總額，不是一個最終方案。1928年，德國以經濟困難為由，提出修改道威斯計劃的要求，得到美國支持。次年，「楊格計劃」出台（1930年1月正式生效）。楊格計劃作出了縮減德國賠款總額20％等規定。楊格計劃實行僅僅半年，德國又因經濟危機請求延期支付賠款及其他債務。美國擔心如果德國經濟崩潰會影響歐洲政治經濟秩序及美國在歐洲的投資利益，宣布賠款及一切政府之間債務延期一年償付，但其他國家欠美國的債務不能取消。由於德國的財政狀況繼續惡化，1932年6月，有關各國在洛桑開會，決定把德國的賠款總數削減到30億金馬克，但先決條件是必須妥善解決協約國之間的債務問題。由於美國在戰債問題上不肯做任何讓步，洛桑協定最後未獲批准。此時，面對經濟危機影響下的國際形勢，德國不再支付賠款，各國也閉口不談償還債務問題，貫穿於20年代的賠款和戰債問題不了了之。

圍繞德國賠款問題，戰勝國之間、協約國與德國之間多次展開沖突與協商，帶來了凡爾賽體系的調整，總的方向是減輕對德國的經濟處罰，打擊戰後初期法國在歐洲的霸權，抑法扶德。德國因此得以逐步擺脫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束縛，實現經濟復興，為其最終用武力掙脫凡爾賽和約提供了條件。

歐洲安全保障問題是巴黎和會未能解決的另一重大問題。道威斯計劃通過後，法國更急於盡快解決安全保障問題，提議法、英、比三國結盟，以保證不受德國侵犯。德國希望通過適當滿足法國的要求，來換取進一步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於1924年9月，提出了加入國聯和協約國撤兵萊茵區的要求。英國為繼續實行「勢力均衡」政策，既希望緩和因魯爾危機惡化的英法關系，也企圖以對德讓步來離間它和蘇俄的關系，主張通過締結保安公約來解除法國對安全問題的擔憂。這樣，法、德、英等國雖各有打算，但都希望歐洲安全保障問題能夠解決。其間，法國曾要求對德國東部邊界的安全也提供保證，以便維護其東歐盟國，但在英、美兩國的壓力下被迫放棄這一要求。

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國在瑞士洛迦諾舉行會議。會議簽訂了最後議定書和7個條約，此外，德國分別同法、比、波、捷簽訂仲裁條約，法國也分別同波、捷簽訂相互保證條約，這些條約總稱洛迦諾公約。公約規定，德、法、比三國相互保證不破壞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德法、德比之間的領土現狀，英國和義大利作為保證國，承擔援助被侵略國的義務。但在德、英的堅持下，該公約沒有規定德國承擔維護德波、德捷邊界現狀的義務，這反映了德國迫切要求收回東部被割讓領土和英國力圖牽製法國的意向。

為了籠絡和控制德國，洛迦諾公約規定，德國必須參加國聯，公約才能生效。但德國為維持其在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保持平衡的政策，以此作為修改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的籌碼，提出要以對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即對所謂「侵略國」共同制裁）持保留態度作為加入國聯的先決條件。德國的這一要求被接受了。1926年，德國加入國聯，並成為常任理事國。

洛迦諾公約是對凡爾賽體系的又一次重大調整，它使德國重新加入了帝國主義強國行列，大大提高了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英國成為法德之間的仲裁者和法國的保護人，取得了平衡歐洲力量的有利地位。法國則喪失了對德國的制裁權，東歐同盟體系遭到削弱，並將本身的邊界安全置於英、意兩國的空頭保證之下。

在整個20年代，雖然凡爾賽體系一直是構成歐洲國際關系的基礎，但是，這一體系是建立在對戰敗國德國實施懲罰的凡爾賽和約基礎之上的。通過道威斯計劃和洛迦諾公約，德國增強了經濟實力並提高了國際地位，然而作為德國遭受懲罰恥辱象徵的凡爾賽和約卻依然存在。既然協約國集團不願放棄凡爾賽和約，也就註定了凡爾賽和約日後的命運。

縱觀20世紀20年代的歐洲國際關系，一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國家通過相互之間激烈復雜的對抗和較量而出現了和平共處局面；二是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爭斗雖然導致了某種妥協，但帝國主義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始終是醞釀國際沖突的根源。

❸ 德國在一戰後自始至終一共到底賠了多少款

1920年6月，賠款委員會首先就賠款總額做出規定，即德國應支付2690億金馬克，賠款委員會還確定了各國應得賠款數的比例，其中法國最多，占總數的52%。但在賠款問題上分歧很大，直到1921年4月，英、法、美、意、日等國在倫敦召開會議，才最後決定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分30年付清，每年必須償付20億金馬克。這樣巨額的賠款實際超過了德國當時的經濟能力。德國利用戰勝國內部英美同法國的矛盾，對賠款採取「履行它，就是要證明它無法履行」的策略，千方百計地破壞和抵制賠款的執行。1922年7月，德國政府以通貨膨脹，財政危機為理由，請求延期支付賠款，英國政府支持德國的要求，提出減少賠款總數和延期支付賠款的方案， 11月，德國古諾政府上台以後，走上公開對抗賠款的道路，要求無限期地延期償付全部賠款，法國表示強烈反對，並准備採取軍事行動來懲罰德國。

1923年1月11日，法國聯合比利時出兵10萬佔領魯爾，聲稱要以「產品抵押」，向德國強索賠款，挑起魯爾危機。德國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一面提出抗議，一面採取「消極抵制」的策略。魯爾工業區的工礦企業，鐵路郵電陷於癱瘓，德國經濟遭到沉重打擊，工業生產大幅下降，導致通貨膨脹，馬克形同廢紙，德國經濟瀕臨崩潰，人們生活急劇惡化，群眾反抗情緒強烈，工人罷工，同年10月漢堡爆發工人起義，革命危機使德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十分恐懼，急於尋找解決賠款問題的途徑。同時，法國佔領魯爾也沒有撈到什麼好處，不僅沒達到預期目的，反而使本國經濟受到嚴重損失，在國際上陷於孤立，迫切希望獲得解脫，在英美的壓力下，被迫同意召開國際專家委員會議，重新審查賠款問題。

1923年12月，英國政府建議美國主持召開國際會議來解決賠款問題，並由美國充當賠款問題道仲裁人。美國政府雖然拒絕正式參加會議，但聲明美國專家可以被邀請。陷入困境的法國被迫同意召開國際專家委員會。1923年11月，賠款委員會成立了一個由美國銀行家道威斯任主席的專家委員會。1924年4月9日，該委員會向賠款委員會提出了關於德國賠款問題建議書，即「道威斯計劃」。8月，協約國倫敦國際會議正式通過了這個計劃，同年9月1日計劃生效。計劃的主要內容是：①對得國賠款總數和支付年限未加確定，只規定該計劃生效的第一年度德國應支付10億金馬克；②德國賠款的支付來源是工業企業和鐵路的利潤，以及關稅和日用品間接稅；③向德國提供一筆8億金馬克的國際貸款，以幫助它平衡預算和穩定通貨，貸款大部分由美國提供；④德國的財政經濟受協約國代表監督，監督權集中在賠償事務總管手中。德國接受了該計劃，法比宣布在計劃實施一年內從魯爾撤軍。道威斯計劃為外國資本，特別是為美國資本流入德國打開方便之門，從而使德國經濟又運轉起來。據統計，從1924—1930年美國給德國的貸款達2475000000美元。在美元的滋潤下，德國工業企業進行了大規模固定資本的更新，採用新的技術裝備，推行「合理化運動」，從而加速了經濟的發展，不但恢復了戰前的生產水平，而且從1925年起就出現經濟高漲的局面，1927年，德國工業生產水平超過一戰前的水平。1929年，德國工業產量超過英、法，僅次於美國，列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與此相適應，德國的政治地位也不斷提高，大大改變了戰敗國地位。

道威斯計劃的實施對國際關系產生深刻影響：第一，隨著美元大量湧入德國，美國不但在德國賠款問題上，而且在整個歐洲事務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二，英國的均衡戰略也取得一定成功，既削弱了法國，又扶植了德國；第三，法國失去了在對得賠款問題上的主宰地位，對於它在爭奪歐洲霸權的野心是一個打擊；第四，德國利用了戰勝國之間的矛盾，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為其日後沖破凡爾賽體系建立物質技術基礎；第五，德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也符合了帝國主義的共同願望，因為它們正想利用德國作為反蘇的先鋒。道威斯計劃為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打下了經濟基礎，在美元英鎊的滋潤下，德國的戰爭機器又得以運轉起來，這就埋下了未來更大沖突的火種。

道威斯計劃有著嚴重的缺陷，它並未規定賠款總額和償付年限。1928年，德國政府借口經濟困難，要求修改道威斯計劃，經協商決定另組專家委員會討論德國賠償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1929年2月，新的專家委員會在美國金融家楊格的主持下開始工作，6月，提出了新的賠款計劃，即楊格計劃，這個計劃在1930年1月協約國海牙會議上通過。楊格計劃的主要內容有：確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139億馬克，分59年付清，平均每年近20億馬克，遇到經濟困難，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延期支付；賠款來源為鐵路收入和國家預算；取消對德國的財政監督，由美、英、法、德、比、意、日7國組成「國際清理銀行」，處理賠償事務，並在德國經濟不景氣時提供援助等。

楊格計劃大大減輕了德國賠償的負擔，進一步放寬了《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限制，使得賠款問題逐步向有利於德國的方面轉移，為德國經濟軍事力量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當然，楊格計劃也進一步加強了美國對德國經濟的控制，它從總體上代表了美國的利益和要求。

楊格計劃制訂不久，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很快波及德國，德國政府請求延期支付賠款。1931年6月，美國總統胡佛為保護美國在德國的巨額投資，發布「緩債宣言」，宣布美國願意以延期償付戰債為條件，同意德國延期支付賠款，期限為一年。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德國仍無法支付賠款，1932年6月，有關國家在洛桑舉行會議，簽定了《洛桑協定》，協定規定德國的「最後賠款額」為30億馬克，這30億馬克，在停付3年後，於37年內分次付清。實際上，德國連這筆賠款也沒有如數償付，不久希特勒上台，一筆勾銷了賠款義務。這樣，爭吵長達十多年之久道德國賠款問題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局面的崩潰，希特勒法西斯政權的建立，而不了了之。

可以看出，一戰後協約國集團對德國的賠款本意是懲治德國，削弱德國實力，而德國卻巧妙的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抓住機會，以增加償債能力為借口，大力引進外資，利用美元和英鎊來發展軍事工業，為希特勒的擴張侵略准備好了物質基礎，可以說，一戰後賠款計劃的實施所取得的效果卻與本意相違。但這為二戰後國際政治家們在規劃戰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時提供了經驗，從而沒有重蹈覆轍，為世界和平做出了不菲的貢獻。

❹ 凡爾賽條約的歷史意義及對中國的影響

1、歷史意義：

《凡爾賽條約》（英文：Treaty of Versailles，又稱：《凡爾賽和約》），全稱《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協約國）對戰敗國（同盟國）的和約，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德國的勢力。

1918年11月11日，雙方宣布停戰，在經過長達6個月的談判之後（也即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於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爾賽宮簽署條約，這項條約得到了國際聯盟承認，並於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這也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

2、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代表因對會上歐洲列強處理中日青島問題時故意偏袒日本，無視中國利益，憤而離席（轉而與德國另簽和約），這一事件進而引發了震動全國的五四運動。美國在國會表決時多數反對，也未簽署凡爾賽條約。

(4)向中國提供20億馬克貸款擴展閱讀：

凡爾賽條約的談判過程：

談判於1919年1月18日在凡爾賽宮鏡廳開始。1870年德國取得普法戰爭勝利並統一德國後德皇曾在此舉行加冕儀式。來自38個國家的70名代表參與了談判。戰敗國德國、奧匈帝國被排除在談判之外。俄國因於1917年和德國單獨媾和且布爾什維克取得國家政權也被排除在談判之外。

從1919年三月開始，談判由五個戰勝國（英國、法國、美國、義大利、日本）政府首腦和外長組成的「十人委員會」主導，該機構組成復雜，矛盾重重，難以做出有效決定。

談判過程中日本和其餘各國外長先後退出十人委員會，實際上只剩「四巨頭」，後義大利因對南斯拉夫的阜姆（現里耶卡）的領土要求被拒絕也退出時。

最終的談判由三大國（英國、法國、美國）的政府首腦，即英國首相喬治、法國總理克列孟梭、美國總統威爾遜把持，義大利首相維托里奧·埃曼努爾·奧蘭多的作用微乎其微。

甚至不準德國參與條約討論。因為各國談判目標不一致甚至存在沖突，每個決定都是經過「不愉快的妥協」後才能達成。亨利·基辛格稱之為「美國式理想主義和歐洲式偏執狂之間的脆弱妥協」。

❺ 從晚清到二戰前夕，德國為何一直對華援助合作

題主為什麼會覺得德國一直對華援助合作？我覺得正常的貿易不能算援助，而且無論是晚清還是民國，都被德國坑過。早在晚清時代，晚清就從德國訂購軍艦、槍支、大炮等武器。不過這都是正常的軍火貿易而已，並非援助。當然，德國的軍艦報價比英國便宜些，不過這也主要是因為德國當時軍艦設計、建造都遠不如英國，急需打開市場，並非為了給清政府提供援助。

以德國提供的150毫米榴彈炮為例，34年中國購買的24門FH-18型150毫米榴彈炮德國報價154629.45元一門，摺合45461.05美元，是比德軍自己采購價格貴了3倍。還有從德國購買的軍車，給中國的報價直接翻倍。至於德國人把出口到中國的裝甲車上原配的MG34給拆了，換成MG13這種小花招就不要去說他了。所以德國和中國當時最多算軍火貿易，不能算援助。

❻ 抗日戰爭時期有哪些國家援助過中國

抗日戰爭時期有如下國家援助過中國：

1、美國(美利堅合眾國)。

2、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3、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抗戰初期）。

4、英聯邦國家（以英國為主體，由54個國家組成的聯盟）。

5、對中國援助最早的是德國，但後因日本向其施壓便停止了援助。

在二戰之前，德國同中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截止到1936年，德在華投資達1.364億美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德國兩次向中國提供價值上千萬馬克的作戰物資，借給中國的款額高達10億馬克。在德國的幫助下，30年代中國兵器工業發展較快，一些武器性能已趕上西方。

對中國幫助最大的是美國

美國援華政策開始於歐洲戰爭爆發後。1938年底到1940年11月，美國援華貸款總計達1.7億美元。1941年1月，羅斯福宣布：「決心全力支持堅決抵禦的各國人民，從而使本半球避免戰爭。」4月，美國援助了中國4500萬美元的軍需物資，接著又對華貸款5000萬美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援華貸款5億美元，並與國民政府簽訂了8.7億美元的中美租借協定。1941年8月，美國將陳納德創立的美國義勇航空隊（飛虎隊）正式編入正規軍，參加中國戰場的戰斗，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英國：日本佔領華南、華中後，英國感到在華利益受到嚴重侵犯，先後對華援助貸款約2400萬英鎊。英國民眾成立了許多反日援華團體，向中國的抗日前線捐錢捐物。

蘇聯：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在南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此後幾年，中蘇簽訂了3筆共2.5億美元的援華貸款。另外，從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中國從蘇聯得到985架飛機，1300多門大炮，14000多挺機關槍和2050輛卡車及其他物資裝備。蘇聯還向中國派出了6個飛行中隊的志願航空隊，協助國民黨政府建設空軍和參加對日空戰。這一時期，蘇方在華軍事顧問和專家達3665人。在二戰期間，是中國重要的外援力量。

除了以上這些國家，法國、加拿大、丹麥、菲律賓等國抗戰期間也紛紛伸出援手，對中國有不同數目的借款援助。

但在抗戰期間我國華僑華裔也貢獻了不可忽視的力量。

❼ 蘇聯對中國貸款援助是多少

建國後，提供貸款是蘇聯援助中國的方式之一，然而，蘇聯究竟向中國提供了多少貸款，其中有多少屬於軍事貸款，有多少屬於經濟貸款，這些貸款的具體情況如何，學術界至今沒有一致認可的說法。中蘇雙方從未公布過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貸款全面情況。
1960年8月9日美國中情局一份報告說，從 1950年到1956年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約13億美元(52億盧布)的貸款，其中4.3億美元用於經濟發展，其餘部分主要用於購置軍火。也有的美國專家估計為22億美元(合88億盧布)，其中4億多美元用於軍事援助，其餘的用於工業化建設。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說法則高達26.5億至30億美元(120億盧布)。

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提供的數字，總計為56.76億盧布(其中軍事貸款43億盧布)，加上利息15 億盧布，總共62億盧布，預計1965年可還清。1989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一書說，蘇聯1950-1955年向中國貸款11筆，總計金額為 56.6億舊盧布，主要用於經濟建設、抗美援朝和償付蘇聯移交物資等方面。這與《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體相同。同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也說貸款共有11筆：「除1950年貸款3億美元外，1951-1955年中蘇兩國政府又簽訂了10項貸款協議，其中一筆為無息，9筆年息2%，償還期2- 10年」。但其統計的貸款總金額略少：12.74億新盧布(摺合人民幣53.68億元)。
原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72)、著名經濟學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蘇中經濟貿易關系史(1917- 1974)》一書中使用的貸款數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蘇聯公布的新盧布牌價計算的，為了便於對比，現摺合成舊盧布(1個新盧布摺合4.45個舊盧布)，也列表於下：兩方材料比較，蘇聯方面提供的貸款金額比中國方面提供的數字多9.357億盧布。如果除去新舊盧布換算時出現的微小差額不計，主要差別出現在對 1951 年貸款數額的計算上，其他各項大體相同。根據查閱近幾年解密檔案的結果，1951年中國的確還向蘇聯提出了補充貸款的要求，而且蘇聯方面也確實提供了這些貸款。
當然，如果計算蘇聯向中國提供的全部貸款，還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貸款。1961年3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飢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轉口古巴蔗糖，經商議中國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3.296億新盧布。

❽ 和平共處的和平共處的嘗試

蘇聯對德國和平共處的嘗試 1935～1937年蘇聯對德政策除了採取集體安全政策之外，還嘗試著與德國和平共處，建立正常的政治關系，當時獨特的國際環境和蘇聯領導人矛盾的心理為後者的實行提供了條件。蘇聯對德國和平共處的嘗試最終失敗了，但這種嘗試干擾和削弱了蘇聯長期追求集體安全的努力，而且為以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拉開了序幕。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建立法西斯獨裁之後，德蘇關系迅速惡化，面對德國的威脅，傳統觀點認為，蘇聯奉行的是集體安全政策，希望通過聯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制止和挫敗法西斯侵略，在維護世界和平的同時保衛蘇聯該國的安全。其實在蘇聯追求集體安全的同時，亦在不懈地努力與德國和平共處即追求自身安全。蘇聯對德和平共處的嘗試對以後蘇德關系的發展乃至整個國際形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希特勒上台之際，德國正受1929年世界性大危機的沖擊。這次危機對德國的打擊十分嚴重，希特勒雖仇恨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蘇聯，但為了恢復面臨崩潰的經濟，他也不願失去蘇聯這一巨大市場和原料產地。在希特勒授權下，德國經濟部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加強與蘇聯的經濟聯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卡迪拉克被派往柏林，與德國進行貿易談判。1935年4月，雙方達成兩國間第一次貿易條約。德國貸款20億馬克給蘇聯，蘇聯5年之後償還，利息為2%。6月，施切特又提出進一步密切兩國經濟往來，准備向蘇聯提供一筆價值為100億馬克的貸款使蘇聯能夠購買德國的商品。作為交換，蘇聯向德國提供石油和其它原料，而且還暗示，隨著兩國經貿關系的擴大，兩國政治關系有望改善。據當時蘇聯駐德大使參贊，與德進行經濟談判的另一位代表謝爾蓋·貝松諾夫向莫斯科作的匯報：「在施切特看來，與蘇聯恢復友好關系是中國繁榮的保證。……施切特重申，……與蘇聯恢復友好關系是由希特勒批准而正在執行著。」
對於施切特的建議，卡迪拉克認為蘇聯應該接受這筆貸款，而李維諾夫則表示反對。他認為這是「德國用來破壞蘇法關系的計謀。」於是，卡迪拉克被通知不要討論新貸款。但是，在7月15日與施切特的會談中，卡迪拉克卻表示蘇聯政府願意接受新的貸款，不過有關談判要推遲至第一批貸款用完為止。此外，卡迪拉克明確表示希望能借機改善兩國政治關系。對此，施切特的態度很冷淡。
卡迪拉克為何忽然提出改善兩國的政治關系？是按照政治局的命令行事，還是有自己的動機，這已無據可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卡迪拉克的來歷不小。據當時蘇聯駐柏林大使的新聞秘書哥奈金回憶：「卡迪拉克明顯地給我們一個印象，他從斯大林個人那裡得到秘密的指示，並在與德國的經濟會談中享有特別權力。貿易代表們和外交工作人員都清楚，卡迪拉克很接近斯大林……他不顧李維諾夫和他同事的反對，積極試圖在蘇聯和希特勒政府之間建立橋梁。」
卡迪拉克又憑什麼認為德國有與蘇聯發展政治關系的可能性呢？這反映了蘇聯國內對德政治形勢的一種分析。當時蘇聯部分高層領導人存有這樣的想法，由於德國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農作物減產，通貨膨脹，嚴重的食品短缺等問題已經促使納粹統治集團的分裂。包括軍界、工業界和政府高層的部分人開始反對希特勒採取的反蘇政策。受這一形勢的鼓舞，蘇聯希望通過擴大兩國經貿交流，藉助這部分反希特勒的勢力最終促使德國放棄反蘇政策。卡迪拉克無疑是這一政策的執行者。
施切特的冷淡態度並未使蘇聯灰心。1935年11月底，蘇聯駐德大使雅各布·蘇雷茲帶著政治局的新指示回到了柏林。任務有兩個：一是展開外交主動，試探德國國內是否存在反希特勒的反對派；二是蘇雷茲以駐德大使的身份，繼續尋求改善兩國政治關系的可能性。為此，蘇雷茲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會見了包括戈培爾、羅森伯格、伯魯姆伯格等主要納粹分子。經過廣泛接觸，蘇雷茲得出結論：「所有我接觸的德國官員都加強了我以前的想法，希特勒所制定的反對我們的計劃將保持不變。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不能指望任何重大的改變。……他們認為在目前，要軟化他們的反蘇政系，對我們來說唯一可以採取的策略就是利用德國的急需與他們建立正常經濟聯系，更確切地說是獲得我們的原料。」鑒於這一形勢，蘇雷茲認為「加強經濟聯系對德蘇兩國都有利。……毫無疑問，經濟聯系加強必將加強我們在德國的基礎。當目前的德國領導人由於以後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而被迫改變政策時將會使蘇聯處於相當有利的地位。」
李維諾夫接到蘇雷茲的報告十分不滿。他立即向斯大林遞交了一份觀點完全相反的報告，強調蘇雷茲所期待的德國反蘇政策的轉變是不可期待的。李維諾夫還指出，他不反對與德國有經貿交往，因為停止經貿關系將會導致與德國斷交，這對我們是不利的。但他更指出：「在最近的將來，在改善兩國關系沒有希望的背景下，我認為把蘇聯的經濟政策完全被德國牽著走是錯誤的。」因此，李維諾夫提出把與德國的貸款金額限制在10～20億馬克是適當的。另外他還要求蘇聯的新聞機構展開反擊，駁斥德國輿論界對蘇聯的惡意攻擊。斯大林似乎沒有支持李維諾夫，因為蘇雷茲回到柏林後，又採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12月2日，蘇雷茲和貝松諾夫與德國外交部東方司主管羅丁格爾（Roediger）進行了會談。蘇雷茲詢問德方如何才能建立類似《拉巴洛條約》的事宜，貝松諾夫甚至提出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
對於蘇聯的主動，羅丁格爾一再表示自己是拉巴洛政策的忠誠支持者。但是蘇聯所有的建議還是被拒絕了。事後，貝松諾夫在向莫斯科提交的報告中肯定了德國內部存在希特勒的反對派。他們出於不同的原因對與蘇聯關系正常化特別感興趣，而且對於蘇聯不反對兩國關系正常化感到欣慰，這有助於他們在將來奪取政權[11]。蘇雷茲同意這一結論。12月13日，他寫信給李維諾夫：「蘇德關系正常化日益成為關注的焦點，正成為德國高層領導議論的話題……德官方的反蘇政策正遭受批評。這些批評不僅來自國防軍、施切特和外交部而且還來自納粹黨本身的某些部門。對此，李維諾夫不以為然。他在19日給蘇雷茲的回信中說：「不管怎樣，我總有疑問……國防軍、工業家和希特勒身邊的一些人反對希特勒沒有什麼大驚小怪……這沒有絲毫新意。」
當蘇雷茲忙於與德國接觸時，卡迪拉克繼續與德方進行貿易談判。顯然他受到高層的指示，不顧李維諾夫的反對，表示蘇聯願意接受德國更多的貸款，大約50億馬克。蘇聯的態度十分積極。談判中德國曾要求蘇聯用黃金和其它硬通貨抵賠債務並禁止向蘇聯出口軍事設備，雙方吵得相當激烈，但最終雙方還是成功地達成妥協，眼看就要簽訂新的貸款協議。然而在1936年3月，德國突然出兵佔領萊茵非軍事區，公然違背《凡爾賽和約》的領土條款，蘇聯斷然中止了與德國的經貿談判。
新貸款協議的破產，表明李維諾夫所倡導的集體安全政策取得暫時的勝利。但卡迪拉克和蘇雷茲三番五次不顧李維諾夫的反對，積極探求與德國改善關系，至少表明蘇聯最高決策層在考慮對德政策是猶疑不定，左右搖擺，有時甚至彼此矛盾。
1936年1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著力強調要與德國和解：「……盡管我們不追求貸款……我們沒有拒絕，現在也沒考慮要拒絕貿易建議。與其他國家發展經濟和貿易關系而不考慮這些國家暫時是處於哪派政治力量統治，這是符合蘇聯政府一貫政策的，我們認為這也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後來，莫洛托夫在回答記者詢問與德國恢復關系的可能性時，他這樣回答：「在德國公眾中，某些人對蘇聯有敵對態度，特別是德國領導人不斷重復反蘇的演講，但是公眾的主要傾向（能夠決定對蘇政策）認為改善蘇德關系是可能的。」與莫活托夫不同，斯大林在接受美國記者羅伊·哈沃德采訪時，不時地提到蘇德間的對抗：「在我看來，存在兩個戰爭危險中心：一個是在遠東日本地區……；第二個危險地區是在德國……。到目前為止，遠東戰爭危險中心一直是最活躍的。然而，有可能從遠東轉移到歐洲。這種跡象從希特勒接受法國報刊采訪時表現出來。在那次采訪中，他努力去談和平，但是他的和平主義充滿了對法國和蘇聯的威脅。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新東西。」
蘇聯對德政策的搖擺，為德國提供了可乘之機。蘇德貿易談判雖由於德國佔領萊茵非軍事區中斷，但德國人仍不斷提出要擴大蘇德貿易。施切特多次詢問卡迪拉克，什麼時候就貸款問題重開談判，但強調在貿易談判中可以不提阻礙雙方經貿發展的政治問題。蘇聯卻不這么認為。5月4日，卡迪拉克在宴請德國高級官員時明確提出，蘇聯認為施切特提出的進一步密切蘇德經濟關系是可行的，同時強調政治問題也肯定能用同種辦法解決。
為了加快與蘇聯重開談判，1936年5月，赫爾曼·戈林被任命為一個新的原料和商品交換部門的負責人，參加與卡迪拉克的經貿會談。5月13日，在他與卡迪拉克的會談中表示，他的任務就是要使蘇德關系更加密切，不僅是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也是如此。戈林認為加強政治關系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強和擴大雙方的貿易關系……。戈林的講話被蘇聯看作是德國高層領導人有意改善兩國政治關系的暗示。於是卡迪拉克立即飛回莫斯科尋求指示。8月9日李維諾夫突然寫信給卡迪拉克，讓他轉告德國方面，如果德國允許蘇聯進口他們的軍用設備，蘇聯會重新考慮接受貸款的有關問題。
國際形勢的變化是蘇聯政府改變態度的根本原因。起初國際形勢對李維諾夫有利。4月，法國的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6月4日又組成了以社會黨人勃魯姆為總理的第一屆人民政府。這一變化增加了蘇聯對實現集體安全的信心，使蘇聯單方面改善對德關系變得不那麼迫切。於是，政治局一拖就是幾個月沒有答復德國的主動提議。可是到了1936年8月，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領導人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運動。11月，德意法西斯國家建立反共產國際協定，共同用武力干涉西班牙內戰。這一系列事件使蘇德關系驟然緊張起來。面對德國國內愈演愈烈的反蘇宣傳，駐德大使蘇雷茲建議停止對德出口石油和其它各種原材料，並發布外交照會給予反擊，但蘇聯最終採取了剋制的態度。因為當時蘇聯正從軍事和財政各方面援助西班牙共和國。這一舉動顯然違犯了國際上剛剛達成不久的不幹涉條約，蘇聯與英法的關系緊張起來，此時蘇聯不願對德國採取強硬態度刺激希特勒，以免蘇德斷交，否則蘇聯將處於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處境，這對蘇聯的安全是極為不利的。
蘇聯的忍讓使德國更加有恃無恐，繼續引誘蘇聯簽訂新的貿易協定。整個1936年秋天，卡迪拉克與戈林、施切特圍繞新的貿易協定討價還價。蘇方要求德國撤消對蘇進口軍事和技術物資的禁令。施切特則希望蘇聯停止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援助，停止對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的支持，停止包圍德國的政策。他甚至表示，如果蘇聯能做到這些，德國願意與蘇聯就政治問題進行談判。1937年1月8日，李維諾夫草擬了一份「口頭答復」，經政治局批准，由卡迪拉克轉告施切特：「蘇聯政府不會反對現在與德國政府進行改善兩國關系的談判以維護和平。蘇聯政府也不拒絕派遣官方代表進行談判。如果德方堅持，蘇聯政府也同意保守秘密，不把我們最近或將來的會談公之於眾。」這一答復是自1935年春天以來蘇聯對德國提出的第一個正式的政治提案。這表明蘇聯高級領導人認為改善蘇德關系的時機已經成熟。1月27日，蘇雷茲給克里斯廷斯基的信中寫道：「德國很可能在這一階段刪去對蘇政策中的不和諧音，原因在於德國嚴重的經濟問題和尚未做好戰爭准備。這迫使德國與其它國家包括蘇聯在內尋求妥協。」
蘇聯的答復中之所以表示談判可以秘密進行，主要是考慮到法、捷兩國。蘇聯不想因自身與德國談判而影響與法、捷兩國的同盟關系。為了確保這一點，李維諾夫考慮到卡迪拉克缺乏外交經驗，建議蘇雷茲也參加對德國的會談。施切特表示可以接受這一答復，但表示他「不傾向於舉行秘密會談」，提出應該進行公開談判。李維諾夫分析其中原因：德國正准備從英法尋求經濟援助，德國是想利用公開的蘇德談判作為砝碼，迫使英法讓步。於是，李維諾夫急忙通知蘇雷茲：與德國談判可以，但有一個條件即有關談判的一切事宜必須通知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蘇聯的建議很快呈送給希特勒，但被希特勒拒絕。3月21日，施切特通知蘇雷茲：「他看不到改善兩國關系的前景。」至此，蘇聯謀求與德和平共處，改善兩國政治關系的嘗試最後失敗。

❾ 「希特勒曾經想要德國和中國分治世界東西」出自那本書，，歷史資料是什麼啊 ，

您好，樓主這句話完全不存在！——希特勒與日本只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因為他需要日本在遠東牽制蘇聯。
一戰後，德國與中國在協約國的排斥下皆同病相憐。所以在戰後的經濟，軍事，政治有相當的合作。（德國更多的是關心從中國獲取資源），所以當日本強勢進攻中國後，就默認了日本的舉動，因為他不在乎誰控制中國，只要其利益不受損失即可（中日倆國都是其盟友）這也導致了中國傾向蘇聯，在蘇聯的支援下對抗日本。德國也開始支持日本，因為德日都仇視蘇聯。

具體資料如下：希特勒的上台，把中國與德國最後的紐帶慢慢的解除了。

一、魏瑪共和國時代早期的中德關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使德國從世界一流強國的位置上跌落下來，海外市場與殖民地被以英法為首的戰勝國剝奪殆盡，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由於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代表的強烈反對，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代表沒有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對巴黎和會和《凡爾賽和約》的共同不滿，使德國積極謀求與中國、美國等非凡爾賽和約國家接近，試圖重塑昔日的大國地位。1920年7月，德國前駐華總領事卜爾熙（von Borch）作為政府代表，來華與中國政府談判恢復外交關系、重建兩國通商關系事宜。德國方面表示，盡管中國未簽署《凡爾賽和約》，德國仍將承認和約第128~134款中關於德國完全放棄前帝國在華特權的規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兩國正式簽訂《中德協約》，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復友好和商務關系；德國放棄了在華領事裁判權，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原則。
在政治關系改善的推動下，中德經貿關系很快得到了相當的恢復和發展。到1925年，德國自中國的進口達2.29億馬克，遠遠超過戰前水平；出口為1.18億馬克，恢復到戰前水平的90%，其中以軍火貿易最為興盛。據中國海關統計，僅1925年，德國船運來華的武器總價值就達1300萬馬克，超過全部外國武器進口值的一半以上，而這還不包括走私和通過第三國轉口的武器。德國公司也獲得了一些兵工廠的建設合同，雲南昆明兵工廠、沈陽化學兵工廠均是由德國人設計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國擬在廣州重開領事館。副領事瓦格納（Wilhelm Wagner）於9月25日對孫中山作禮節性拜訪，談話中，孫中山提出了與德國合作問題，希望能得到德國的承認和支持。盡管瓦格納對孫中山抱有好感，並對其聯德思想十分感興趣，但他認為：「從整體考慮，特別是考慮到同北京政府的關系，對此我們要妥善處理。」卜爾熙亦認為，與孫中山的南方政權只能保持非官方關系。對孫中山在德國招募顧問和游說德國企業家等活動，德國也表示不會給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們已經承認的北京政府的誤解」。
1921年~1924年間，孫中山積極聯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說，並與前後三位德國駐廣東領事反復交涉，卻都收效甚微。德國官方一直未接受孫中山的倡議，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內對其經濟設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盡管孫中山的聯德構想未獲實現，但其這一主張卻「為後來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發展對德關系定下了基調，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二、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關系
1925年2月28日，魏瑪德國第一任總統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興登堡當選為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1928年8月17日，魏瑪德國宣布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中德雙方的關系亦從此邁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928年11月，德國陸軍前上校馬克斯·鮑爾（Max Bauer）率領一個由他組織的25人的顧問團來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於蔣介石政府，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這個25人的顧問團包括10位負責軍事訓練的軍官、6位軍械後勤軍官、4位警政專家和5位經濟、市政管理、鐵路管理、醫療、化工方面的專家，以「幫助蔣介石消滅各地軍閥，把中國變成德國的市場」。
從1928年鮑爾來華任職至1938年希特勒德國撤回所有在華顧問為止，總共有135名德國軍事顧問受到官方的認可，被派往南京國民政府任職，其中還不包括8名文職顧問和許多省級軍事、技術專家。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大多數是普魯士帝國軍隊以及後來的國防軍參謀總部的軍官，他們的在華活動與德國的經濟、政治領導集團利益緊密聯系，在重新恢復德國自《凡爾賽和約》以後失去的在華經濟和政治影響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國的對華政策還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目標，因而當時軍事顧問團的活動也沒有完全同國防軍或德國政府的官方政策結合起來。第一任軍事顧問鮑爾上校對於國民政府的軍隊現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議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個教導隊，轄有一個步兵隊、一個重兵器隊、一個炮兵隊和一個通信隊，裝備德國兵器，並以德國顧問指導訓練，是國民黨軍隊中多兵種現代化部隊的胚胎。教導隊初建時為一個團，1930年擴為教導師，爾後又擴編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師，不僅武器，甚至連軍樂隊的鼓號都由德國提供，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中堅力量。
鮑爾不僅在國民黨軍隊現代化上做出貢獻，還在德國鋼鐵和化學工業對華貿易的增長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鮑爾率領的顧問團中，經濟與技術專家占據了核心地位。他在給蔣介石的「整理中國陸軍建議書」中就申明，中國「必須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鮑爾利用自己的顧問身份，多次與在華的德國法本化學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會談，商討拓展兩國貿易問題，並使德國大壟斷財團直接與蔣介石取得了聯系。1929年3月，德國工業家協會主席、法本公司總裁杜伊斯博格來華訪問，同蔣介石進行會談，表示德國工業界樂於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發展兩國貿易。在鮑爾的建議和陪同下，蔣介石派出了陳儀為首的中國考察團，專赴德國考察政治、軍事及軍工技術，並與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購買了價值近100萬德國馬克的武器和軍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開始的經濟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美國在戰後將大量資金借給急需經濟復興而資金匱乏的歐洲各國，一舉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為了應付經濟危機，美國開始從歐洲抽回資金，由此使得歐洲的經濟基礎產生了動搖。歐洲的經濟危機便於1931年5月率先在嚴重依賴美國資金的奧地利和德國爆發。在此之前，德奧曾擬建德奧關稅同盟以共同應付經濟危機，但遭到法國的堅決反對。5月11日，占奧地利銀行業務近2/3的奧地利信貸銀行宣告破產；7月13日，德國三大銀行之一的達姆斯達特銀行宣布倒閉，至8月5日，德國所有銀行均關閉。德國國內工人運動迭起，魏瑪政權搖搖欲墜，極端政治力量紛紛登場，布呂寧政府被通貨膨脹、財政崩潰和大規模失業等社會問題攪得焦頭爛額，此一時期德國的外交政策帶有較為明顯的「保守合作，低調參與」的色彩，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態度。10月10日，德國外交次長畢樓（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內瓦對德國駐國聯公使莫提烏斯（Gerhard von Mutius）說：「德國對待滿洲事變的態度原則上應該在華盛頓九國公約的框架內，應盡量少參與。」
從艾伯特總統時代起，魏瑪德國對中日一直採取的是等距離外交的政策，不願開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證本國利益的最大化。盡管德國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輿論中保持中立，甚至通過輿論將公眾支持中國的思想導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報紙還是猛烈抨擊了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參加了中國方面一二八抗戰的軍事行動，使得德國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討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偽滿洲國建立，日本駐德國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訪德國外交部，在不同場合提議建立兩國在滿洲的紀念館及合作關系。德國方面表示接受提議，但又「絕不採取任何特別的主動」，很顯然，德國不想因承認偽滿問題而得罪中國這個從經濟上來說更為有利的亞洲夥伴。以1930年來說，德國與中日兩國的貿易總額分別是3.475億帝國馬克和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幾乎完全依賴中國滿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國外長牛賴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關於請求德國承認偽滿的備忘錄，牛賴特推說要經外交部商議才能答復，但此事隨著巴本內閣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巴本為副總理組成新內閣。隨著希特勒的上台，德國的內政外交亦有了新的變化。在自傳式的作品《我的奮斗》中，希特勒提出要為亞利安民族爭取「生存空間」、土地、資源，德國必須向外擴張，而擴張的手段就是對外戰爭。無疑，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無戰略構想的消耗戰對德國是相當不利的，希特勒設計了一種新的不同類型的戰爭——閃電戰爭。這種戰爭需要做兩件事：迅速重整軍備和把潛在的敵國一一孤立起來，利用暫時的軍事優勢來進行一場短期的對敵各個擊破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將擴大德國的人口和工業基地，使德國軍隊取得有用的經驗，並把潛在的敵國嚇唬住，從而加強德國，以便進行下一場這樣的戰爭。
在希特勒的戰略構想中，中國和日本均佔有一席之地。中國作為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原料供給者，是德國許多重要戰略資源諸如鎢、銻、錳、鉛、大豆、棉花的來源，也是德國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同時德國可以從對華貿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匯。而日本則是德國藉以牽制蘇聯勢力、吸引英國在遠東注意力的重要籌碼，德日雙方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共同不滿使得日本成為德國一個潛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歐洲，只要中日兩國保持和平關系，德國與這兩國的關系就不構成難題。因而在希特勒掌權初期，德國對中日兩國仍然實行魏瑪政府的「等距離外交」原則。
1933年夏，前德國陸軍上將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訪問中國，隨後又於次年4月受聘於南京國民政府，擔任蔣介石政府的局勢總顧問。塞克特曾任德國國防軍參謀長、總司令，在《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只能保有10萬陸軍的情況下保佑並整頓了德國國防軍，並因此獲得了「國防軍之父」的稱號。包括丘吉爾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戰後德國的大裁軍事實上是歐洲安全的一個隱患，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國軍隊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國軍界、政界和經濟界上層人物關系密切，他將中國軍隊的重整工作交給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處理，本人則致力於軍事工業及軍火貿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遞交蔣介石的《陸軍改革建議書》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國兵工廠目前提供的裝備遠不能滿足需要，「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中國將能順利建立起軍火工業。1934年5月，蔣介石做出決定：今後將只購買德國軍火，並授權塞克特與軍政部工兵署署長俞大維磋商決定購買軍火的種類和數量。不久，塞克特將德國在華軍火商漢斯·克蘭（Hans Klein）引薦給蔣介石，有意使其作為援華建軍計劃的執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蘭在柏林創辦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樓（Hapro，「工業產品商貿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縮寫），總資本20萬馬克，克蘭獨資19萬馬克，主要貿易對象是發展同中國的軍火和戰略性原料貿易。早在與蔣介石政府就合作問題談判之前，克蘭已經就軍火貿易與粵系軍閥陳濟棠簽署了《中德交換貨品合約》和《浥江口各兵工廠建築物承建合約》，分別價值5490800港幣和657000港幣。事實上，合步樓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國軍政部（後改稱國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個間接的證據就是，隨著《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的簽署，克蘭及其合夥人將合步樓的全部股權轉讓給軍政部，同年，德國超越英、法、日，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
8月23日，經過歷時4個星期的談判，克蘭與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簽訂了《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開始了以德國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機器設備、技術、人員等換取中國農礦產品和原料的易貨貿易。但由於克蘭與陳濟棠的秘密協約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在1936年3月底德國軍政部停止向廣東當局運送軍備後，中德雙方遂於4月8日在柏林簽訂了《德華信用貸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國政府以貨物信用借款1億馬克，並且規定德國政府將1億貸款交由德意志銀行與中國中央銀行執行雙方貨物互換的付款業務。從此，南京國民政府由資源委員會籌集鎢、銻等礦產，中央信託局籌集桐油、生絲等農產品，來交換大批的德國軍火、兵工廠及重工業設備。
中德易貨貿易對德國的意義是深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疆界內，煤炭是德國唯一能夠自給自足的戰爭原料，85%的石油、80%的鐵礦、70%的銅、90%的錫、95%的鎳、98~99%的鎢和銻，以及20%的糧食來自國外。隨著德國於1933年10月相繼推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希特勒擴軍備戰的意圖也日趨緊迫，為了賦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缺乏的那種經濟持久耐力，必須對國家的生產能力進行有計劃的、長期的動員，並為應付一場突發的持久而「全面」的戰爭貯存原料，而《中國農礦產品與德國工業品互換實施合同》的正式實行則為德國達到了這個戰略目的。合同簽訂之後，希特勒通過塞克特致函向蔣介石轉達謝意，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國防部長布隆堡也致函蔣介石等人表示祝賀。自此，中德關系進入了所謂的「蜜月時期」。英國報紙對此評論道：「同其他列強關系相比，中國同德國關系更加密切，無論在經濟、政治上，還是軍事關繫上，德國人都獨占鰲頭。」30年代晚期，英國外交部一位官員這樣評論德國的對外貿易：
德國用計帳結算方式從瑞典買進一千噸鐵砂，來煉出五百噸鐵。德國用易貨方式從中國買進十噸鎢，又用計帳結算方式從土耳其購進二十噸鉻砂。德國用這些沒有花一分錢現金買來的材料煉出五百噸優質鋼。德國用本國的輔助原料、燃料、電力、勞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說）十輛坦克、兩部渦輪機和一百台打字機。坦克投入現役；德國（因為它的坦克幾乎已足夠了）就把去年型號的四輛坦克調出來供出口。其中兩輛賣給中國，兩輛賣給土耳其；德國人不僅付清了鎢和鉻的價款，而且還換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噸黃豆。渦輪機賣給瑞典，抵償了鐵砂的價款之後還有餘。九十九台打字機在英國出售，得二百英鎊，用以購買無法用記賬結算方式購得的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這樣一來，德國陸軍就獲得十輛嶄新的坦克，以替換四輛過時的舊坦克；德國工業獲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噸黃豆、一架打字機（困難時期，力求節約）和二百英鎊的椰仁，買了這一切而不損失任何外匯。誠然，德國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軟糖和中國燕窩湯，因為土耳其棉花和中國鎢對德國更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輛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兩個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鐵砂的代價，就不得不購進德國的渦輪機，而瑞典也許更想買英國的渦輪機。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德政府之間的密切合作與往來也為中國的抗戰准備做出了貢獻。德國的軍事顧問團幫助國民政府整軍建軍，加快了國民政府軍事現代化的步伐，增強了國民黨軍隊的軍事素質，提高了國民黨軍隊的綜合作戰能力。至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大約有30萬軍隊經過德國顧問的訓練和重新武裝——其中絕大部分是蔣介石的直屬部隊，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議下組編的「德式中央軍」（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為精銳，其餘176個師團大多僅由輕步兵組成，裝配的武器也僅有來復槍、輕機槍和迫擊炮。在抗日戰爭中，這些新式部隊構成了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主力和中堅力量。
另外，德國軍隊事顧問直接為中國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戰略和戰術提議，並部分參加了中國的對日作戰。尤其是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對抗日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35年8月20日，他不顧德國外交部的反對，專門寫成《法肯豪森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呈送蔣介石，對中國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議。甚至在1938年5月德國政府勒令所有在華的德籍顧問返國時，他也拒不從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國境內的家人安全為要挾，才於同年7月離華。
最後，德國對華輸出的大量軍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武器裝備落後的狀況，增強了中國的抗戰實力；德國還為中國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提供了機器設備、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為中國持久抗戰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三、七七事變後中德關系的轉變
1936年11月德日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一事曾經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關注和不安，蔣介石以各種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國詢問德日協定中是否有關繫到中國的秘密條款，並得到德國方面的保證，即德日協定僅僅是防共反蘇性質，不會影響中德貿易和合作關系。1936年12月28日，德國國防部長布隆堡還專門致電蔣介石，祝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6月孔祥熙訪德時向希特勒否認中國存在共產主義威脅的說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間僅是商業關系，德國在遠東沒有任何政治上領土上的目的，德國唯一的願望就是開展商業活動。
1937年7月7日，日軍製造了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這一重大事件上，德國事先沒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驚，一時在外交政策上無法達成一致。最初，德國附和英美，發表聲明指責日本違背了《非戰公約》，希望中日兩國盡快談判，解決爭端。7月20日，德國外交部公開宣稱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並且私下對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國會贊成日本的行動」。就這一問題，德國政府內部也有分歧。大致說來，國防部長布隆堡、外交部長牛賴特和經濟部長沙赫特是親華的，里賓特洛甫及其所轄的「里賓特洛甫辦事處」是熱烈親日的，對外政策部的興趣只集中於阿富汗，納粹黨國外組織部對這一問題甚至沒有明確的傾向和方針，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對在華貿易的巨額利潤很感興趣，因而舉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來說，他對日本毫無預兆地同中國開戰感到惱火。德國不願支持日本，尤其在蔣介石向德國表示了堅定的抗日決心之後，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會把中國推向蘇聯的懷抱，從而增強後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戰爭變成一場持久戰，則無疑會減少日本對德國的價值，西方諸國和蘇聯就有可能在歐洲自由採取行動。此外，德國也不願因為支持日本過早地同英美發生沖突，因此仍寄希望於雙方通過協商解決沖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國提出停運軍火來華並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德國政府則表示這些貿易和僱傭關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無法阻止。德國官方向中國表示，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與中日沖突沒有任何關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對再次來訪的孔祥熙說，「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戰，中德間的所有合同繼續有效」。
8月13日，日本進攻上海，中日間的全面沖突不可避免，德國開始意識到調和政策無濟於事。但此時德國內閣中，牛賴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認為德國挑起世界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公開聯合日、意對抗英美蘇法未免失之過早。因此希特勒的對華政策盡管有了調整，但在遠東仍繼續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會見牛賴特與布隆堡時表示，他「原則上堅持同日本合作的觀點」，但將繼續對中國提供武器，由中國用德國所急需的原料和外匯來償付。據統計，抗戰初期中國對日作戰軍火的80%左右來自德國。
1927年8月21日，蘇聯主動與中國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為在抗戰初期唯一公開援華抗日的國家，它給蔣介石政府以物資、技術、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後，蔣介石對蘇聯政府表示了熱誠歡迎和贊譽。中蘇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極為惱火，同時也同日本合作的觀點更加堅定，因為「遠東問題並非首要，德國也沒有必要冒險支持中國，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為中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進行解釋，聲明此舉只是中國抗日戰略的需要，中國絕不會倒向共產主義。但是，這番解釋沒能打動希特勒。
隨著戰爭的持久化，日本迫於形勢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企圖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國。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願意同中國談判，並希望德國能從中斡旋。於是，從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間奔走，充當「傳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調停期間，日本先後三次提出所謂的和平條件，而與此同時卻並沒有放鬆對華的軍事侵略。不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如內蒙自治、華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國際共管等均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對此，德國政府不僅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反而力勸中國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連三次會見孔祥熙，勸說中國接受日本條件。12月2日，他又親自會晤蔣介石，勸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國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適可而止，不要採取過急行動，以配合陶德曼的勸降。
但是，日本的態度隨著其在戰場上的勝利而相應變化。他們最初提出的條件在上海陷落之後出乎意料地於12月3日被蔣介石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但在南京的進一步勝利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的條件。具體條款如下：
第一條，中國應放棄容共和反抗日「滿」政策，與日「滿」合作，共同實行防共政策。
第二條，設置非武裝地帶，並在必要區域成立特殊政權。
第三條，在日「滿」華之間簽訂密切的經濟協定。
第四條，中國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沒等陶德曼和蔣介石的進一步商談得出任何實質性的結果，日本方面便於12月16日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說談判已經結束。東京方面對德國「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謝，並且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因為日本已經在華北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個「維新政府」。此後，雖然日本方面又於次年1月裝模作樣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條件，陶德曼調停中日戰爭的努力實際上已告失敗。
在陶德曼調停期間，德國的政策已經明顯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過壓制中國做出巨大犧牲，部分滿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結束中日戰爭，實現兩國和解，以維持德國的遠東利益。調停期間，日本屢次向德方提出承認偽滿、撤回在華軍事顧問、停止向中國提供軍事物資等要求，德國政府均未付諸實施。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政府必須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做出一個選擇，而這個選擇實際上是不難做出的。此時，東西方局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在遠東，中日戰爭將繼續下去。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不斷擴大和中國大部分國土的淪陷，德國認為中國在遠東戰略中的地位及德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已變得無足輕重，相反，進一步發展同日本的經濟、政治關系卻顯得越發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歐洲，希特勒於1937年11月5日召開「領袖會議」，要求三軍將領迅速做好戰爭准備。自從1936年9月實行四年擴軍計劃以來，德國的軍備已經日趨強大。丘吉爾早就注意到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他寫道：
根據德國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數字，從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賬目開支是：1933年接近50億馬克；1934年接近80億馬克；1935年接近110億馬克——總共240億馬克，大約20億鎊。請看這些數字，三年中的比數是5:8:11。這些數字很准確地給你提供充分發展軍火生產所常有的支出累進情況。
同時，與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友好關系」使得希特勒能從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銅、鎢、鉛、錳等戰略原料。希特勒已經做好向東擴張、並發動世界大戰的准備，在此時，日本的價值亦顯得尤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廣田召見狄克遜，強硬要求德國停止一切對華軍事合作，否則日本將考慮廢除《反共產國際協定》。為此，希特勒於1938年2月對德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原國防部長布隆堡因與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職，由希特勒自任國防部長，布勞希契任陸軍總司令，里賓特洛甫代替牛賴特任外交部長。至此，德國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賴特為首的親華派全部被替換或排擠，希特勒為他的新遠東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礙。
2月23日，德國承認偽滿。4月22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須終止在中國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國。5月3日，德國政府下令對華實施軍火禁運。21日，德國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於中國的德籍顧問一律返國，否則以叛國罪處理。7月5日，全體德國軍事顧問離華返國。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結束，兩國關系基本破裂。

❿ 什麼是道威斯計劃

道威斯計劃

Dawes Plan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協約國於1924年制定的德國賠款支付計劃。由於德國財力枯竭，加上戰勝國爭奪德國賠款的矛盾，德國按《凡爾賽和約》（見巴黎和會）支付賠款問題成為20年代資本主義國際經濟與政治中難以解決的糾紛 。根據英國提議，協約國賠款委員會於1923年11月增設兩個專門委員會，一個研究平衡德國預算和穩定德國金融之方法 ，一個調查德國資本外流情況並設計引回的方法。兩個專門委員會以美國銀行家C.G.道威斯為主席 。12 月由法、比 、意、英 、美5國代表組成的國際專家委員會赴德調查 ，研究德國賠款問題。1924年4月9日道威斯擬定一項解決賠款問題的計劃，史稱道威斯計劃。該計劃經同年7月16日～8月16日之倫敦會議 （英、法、意、日、比、希、葡、羅、南、美參加）討論並通過，同年9月1日生效。該計劃企圖用恢復德國經濟的辦法來保證德國償付賠款。主要內容是：由協約國監督改組德意志銀行，實行貨幣改革，並由協約國貸款 8億金馬克（摺合1.9 億美元）以穩定其幣制，在賠款總數尚未最後確定的情況下，規定德國賠款年度限額，即由第一年（1924～1925） 10 億金馬克開始，逐年增加，到第五年 （ 1928 ～1929 )增至年付25億金馬克；德國支付賠款的財源來自關稅、煙酒糖專賣稅、鐵路收入及工商企業稅；發行110 億金馬克鐵路公債、50億金馬克工業公債；德國的金融外匯、鐵路運營以及稅捐徵收事務受國際監管。德國以法、比兩國從魯爾撤軍作為接受賠款計劃的條件 。1924年8月16日，計劃被雙方接受。道威斯計劃的執行，對20年代後半期德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4～1929年德國支付賠款110億金馬克，獲得外國各種貸款約210億金馬克。1928 年德國聲稱財政瀕於破產，無力執行該計劃。1930年為揚格計劃所取代。

「道威斯計劃」是道威斯高超的經濟、政治才華的結晶之一，也是一戰後美國邁向「獨立的世界主義」政策的重要一步。1921年3月4日，共和黨人沃倫·G·哈定就任美國29任總統，並宣誓美國決不捲入外國的紛爭。4月12日，哈定又在國會聯席會議上說，美國「將不參加國際聯盟」。但同時，這位總統又保證，他的政府將與那些想組成一個他認為非政治的國家聯合體，以及想使慘遭蹂躪的歐洲國家復興的外國政府合作。這就是說，哈定政府的所謂「不捲入」和「不參加」，不過是要以美國的方式對歐洲施加影響罷了。因為他們知道當時美國還不具備控制「國際聯盟」的「能力」，但也清楚美國已具有的影響力，不參與歐洲事務顯然是不可能的。這就是「道威斯計劃」產生的美國大背景。

作為解決德國賠償問題的方案，「道威斯計劃」的產生及其得以實施還有更具體的背景。眾所周知，「計劃」不僅結束了德國經濟的混亂狀態，解決了德國繼續賠償的一系列技術性問題，而且也使美、法等圍繞德國賠款問題的矛盾、斗爭以及相持狀態得到了大大緩解。再一個問題就是20年代德國對協約國的戰爭賠償問題和戰後協約各國對美國的戰債償還問題聯系在了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歐洲各國欠美國的戰債共達103億4千萬美元。其中英國為43億，法國為34億，義大利為16.5億美元。雖然《凡爾賽和約》規定英、法等可以從德國得到戰爭賠償，但同時要償還美國的債務。所以主張將賠款和戰債問題聯系起來討論。1920年5月，英、法兩國政府首腦發表聲明，主張同時一筆勾銷對美國的戰債和對德國的賠償要求。當德國財政、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已無力償還協約國的賠款，英、法等在德賠款問題的矛盾也日趨尖銳之時，1922年8月1日，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向法、意等六個協約國發出照會——即著名的「貝爾福照會」，提出英國「准備放棄對德國賠償的一切未來權利和對戰債償付的一切要求。只要這一放棄成為一項使此重大問題能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的……總計劃的一部分。」言外之意，是要求美國一同作廢棄戰債要求的努力。12月26日，法國操縱的巴黎會議決定對德國實施制裁之時，29日美國方面發出了「參與」的信號。這一天，美國務卿查爾斯·艾文斯·休斯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對美國歷史學會發表重要演說，指出應由一個「公正的」國際專家委員會來研究德國的賠償問題，包括對德國的償付能力作出新的估計。並且表示，美國公民將會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1923年1月11日法，比軍隊佔領魯爾後，英、法在德國問題上的矛盾更加尖銳，德國也停止了對英、法等國的賠償。乘此機會，10月11日美國總統柯立芝對報界聲明，休斯的紐黑文演說所表述的立場仍然有效，同時也反對將戰債與賠款聯系起來討論。英國贊同組成專家委員會重新討論德國的賠償問題。為了迫使法國就範，英國聯合美國對法國施加各方面的壓力，致使賠委會於1923年10月15日在巴黎宣布C·G·道威斯和歐文·D·楊格為調查德國財政情況的美國專家，後組成了道威斯領導的專家委員會。

1924年1月14日，道威斯告訴賠委會，今後它的主要任務是找出治癒德國經濟弊病的途徑。他在巴黎集會上稱，歐洲大陸將面臨著災難，除非「大家尊重常識」。他還告誡人們，要提防在最近戰爭中打擊德國的那些人的民族自大情緒。還譴責他們「居心險惡，利慾熏心」，「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4月8日，在巴黎道威斯委員會向賠委會提交並公布了它們的報告。法、英政府表示支持道威斯和他的專門小組向協約國提交的計劃。在巴黎發表的一份公開信中，德國官員們也稱，這項建議是「迅速解決賠償問題比較切合實際的基礎。」6月6日，德國國民議會以247票對183票接受了道威斯的報告。7月16日，討論道威斯計劃的協約國國際會議在倫敦開幕。美國政府打破了幾年來至多隻派觀察員列席協約國會議的慣例，派遣駐英大使凱洛格正式出席了會議。8月16日通過了最後議定書。8月30日，德國帝國銀行脫離政府而獨立，並採用一套新的馬克貨幣。9月1日，柏林將按道威斯計劃執行第一批償付。

「道威斯計劃」除對德國今後的償付額及償付辦法，款項來源和擔保等作了規定外，要求協約國向德國提供第一批約8億馬克（約合2億美元）的貸款，作為第一年償付的主要部分；將賠償轉換外匯的工作交由一個專門的兌換委員會承擔，不再由德國政府負責；改組德意志銀行，擺脫國家控制，發行新馬克，建立一半人由外國人參加的總理事會，確保銀行法規得到尊重；不應存在本計劃建議之外的一切外國經濟控制或干涉等。

「道威斯計劃」實際上結束了由法國及其由它控制的賠委會在德國賠款問題上的支配作用，確立了以美國為主的多國支配機制；其次，為美國私人資本流入德國和有效地從其他協約國收回戰債創造了條件。據記載，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國共支付賠款110億金馬克（約合27億美元），而同期德國從美、英等國得到的貸款約為210億金馬克（約合50億美元），其中美國向德國提供的是22億5千萬美元。也在同一時期，美國從各協約國收回了約20億美元的戰債本息。這樣，一批又一批的美元從美國流入德國，再以賠款的形式流入協約國，最後又以戰債形式流回美國，形成了一個循環。再次，「道威斯計劃」的實施是法國外交的一次失敗，而美國則顯示了它在歐洲事務中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實際「能力」。同時也表明了美國參與歐洲事務的獨特性和慾望。最後，「道威斯計劃」事實上從經濟上扶持了德國。它對戰後德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