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dp增速與不良貸款余額

Ⅰ 2021年中國GDP同比增長8.1%，GDP增長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引言：這些地方增長的速度不一樣，那麼對於大多數地方是不同的。在2021年中國的GDP比同行的增長了8.1%，那麼GDP增長的原因也是各有所需。其實在一些地方大家的收入其實都在一些穩定的工資上，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影響，也是因為大家的經濟變得越來越好，才有了如此的情況，像一些地方投資的，如果比較大的話也是帶來了一些流動性。

三、總結

大部分的人在擔心銷量的問題，其實像這種穩定的情況是不會有些什麼的。經濟的運行能夠帶給大家一些可能的因素，像一些比較熱門的，那麼也是會有積極的影響，這也不會讓大家出現不好的情況。家居智能的話，在這一方面也是能夠看出來的，一些市場上的銷售也在不斷的改變政策。

Ⅱ 國家統計局發布2021年中國經濟數據，我國的GDP有何變化

一、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發展基礎更加鞏固

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5321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2.7%，兩年平均增長5.3%。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為28402億元，同比增長7.8%，兩年平均增長4.3%；第二產業增加值為207154億元，同比增長14.8%，兩年平均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96611億元，同比增長11.8%，兩年平均增長4.9%。

二、生產形勢不斷向好，發展動力持續激發

二季度，夏糧夏油再獲豐收，生豬生產快速恢復，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5%，拉動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5.5%。工業生產持續較快增長，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8%，拉動經濟增長2.8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6.4%，其中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2%，佔GDP的比重為28.3%，比一季度提高0.8個百分點，佔比回升態勢已延續三個季度。

上半年，工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以及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較快，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別為15.9%、17.0%、21.0%、29.1%、13.6%和20.3%，合計拉動經濟增長9.7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6.6%。

三、消費拉動作用明顯，投資凈出口協同發力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壓艙石」作用顯著。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61.7%，拉動經濟增長7.8個百分點。

投資需求拉動經濟持續穩定恢復。上半年，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9.2%，拉動經濟增長2.4個百分點。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12.6%，兩年平均增長4.4%。

凈出口需求延續增長勢頭。穩外貿成效繼續顯現，進出口增勢良好。上半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9.1%，拉動經濟增長2.4個百分點，兩年平均拉動經濟增長1.1個百分點。

四、新動能助推經濟恢復，新業態釋放市場活力

新動能發展勢頭良好，新興產業表現活躍。上半年，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22.6%和22.8%，分別高於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6.7和6.9個百分點。服務業重點領域企業營業收入保持快速增長，1月份至5月份，規模以上高技術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27.6%和28.3%。

夏糧生產再獲豐收 生豬產能持續釋放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司長 李鎖強

上半年，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農業發展的重大決策部署，毫不鬆懈抓緊抓實糧食生產，夏糧再獲豐收，為實現全年糧食豐收奠定堅實基礎；畜牧業生產穩定增長，生豬生產快速恢復；主要農產品市場供給充足，農產品價格總體平穩。農業經濟形勢總體保持穩中向好態勢，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一、夏糧生產再獲豐收，增產59億斤

2021年全國夏糧總產量2916億斤，比2020年增加59.3億斤，增長2.1%；其中小麥產量2687億斤，增加52億斤，增長2.0%。

夏糧播種面積恢復性增長，扭轉了連續五年下滑勢頭。2021年全國夏糧播種面積3.97億畝，比上年增加398.2萬畝，增長1.0%；其中小麥播種面積3.44億畝，增加300.4萬畝，增長0.9%。

夏糧單產穩步提高，連續三年保持增長。2021年全國夏糧單產367.7公斤/畝，比上年增加3.8公斤/畝，增長1.1%；其中小麥單產390.9公斤/畝，增加4.2公斤/畝，增長1.1%。

二、畜牧業保持穩定增長，生豬生產快速恢復

上半年，全國豬牛羊禽肉產量4291萬噸，比上年同期增加802萬噸，增長23.0%。豬肉產量快速增長，牛羊禽肉產量穩定增長，禽蛋產量有所下降，牛奶產量保持較快增長。

生豬產能持續釋放，存出欄同比大幅增長。二季度末，生豬存欄43911萬頭，同比增加9915萬頭，增長29.2%，比一季度末增長5.6%；其中能繁母豬存欄4564萬頭，同比增加934萬頭，增長25.7%，比一季度末增長5.7%。上半年，生豬出欄33742萬頭，比上年同期增加8639萬頭，增長34.4%；豬肉產量2715萬噸，增加717萬噸，增長35.9%。

三、農產品生產者價格總體平穩，部分品種價格漲幅較大

二季度，全國農產品生產者價格比上年同期上漲0.1%，受生豬價格下降影響，漲幅比一季度回落7.7個百分點。

分類別看，二季度，全國農產品生產者價格呈「三升一降」的特點。其中，農業產品價格上漲11.3%，漲幅比一季度回落6.6個百分點；林業產品價格上漲4.7%，漲幅比一季度擴大3.2個百分點；漁業產品價格上漲17.3%，漲幅比一季度擴大12.9個百分點；飼養動物及其產品價格下降15.6%，降幅比一季度擴大14.5個百分點。

工業升級態勢明顯 企業利潤較快增長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副司長 江 源

2021年上半年，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持續鞏固，工業經濟繼續穩定恢復，產能利用率處於近年較高水平，出口保持快速增長，企業效益改善。

一、工業生產穩定增長，產能利用率水平較高

工業生產增長較快，增速高於疫情前水平。1月份至6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5.9%，增速較一季度回落8.6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速為7.0%（以2019年相應同期數為基數，採用幾何平均的方法計算），較一季度加快0.2個百分點，增速略高於疫情前水平。產能利用率處於近年來較高水平。1月份至6月份，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7.9%，較去年同期提高6.8個百分點，較2019年同期提高1.7個百分點，為近年來較高水平。

二、工業升級態勢明顯，新動能成長壯大

裝備和高技術製造業引領作用凸顯。1月份至6月份，裝備製造業、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22.8%、22.6%，明顯高於其他行業板塊；兩年平均分別增長11.0%、13.2%，增速較一季度回升。電子和新興產品快速增長。受新建投產、價格上漲、國產化替代效應拉動，1月份至6月份，集成電路、光電子器件、電子元件產量同比分別增長48.1%、41.7%、39.9%，部分電子器件產品生產增速達到近五年最高水平。另外，工業機器人、太陽能電池、電子計算機整機分別增長69.8%、52.6%、40.6%，兩年平均增速均在20%以上。

三、原材料生產基本恢復，消費品生產繼續改善

原材料行業平穩增長。1月份至6月份，原材料行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2.8%，兩年平均增長6.0%，接近疫情前水平。消費品行業持續恢復。1月份至6月份，消費品行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5%，兩年平均增長4.8%。

四、工業出口快速增長，重點商品出口強勁

工業出口交貨值快速增長。1月份至6月份，我國工業出口交貨值實現同比增長22.9%，兩年平均增速為8.1%。十大主要出口行業均實現15%以上的較快增長，其中汽車、專用設備、電氣機械、電子行業出口分別增長46.4%、33.7%、29.9%、17.6%，兩年平均增速均在10%以上。抗疫相關物資出口大幅增長。醫葯製造業出口延續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增長勢頭，1月份至6月份出口交貨值同比增長53.5%；防疫用品所需原料海外需求旺盛，拉動化纖製造業出口交貨值增長51.8%。

五、工業企業盈利增加，經營狀況繼續改善

工業企業利潤較快增長。1月份至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83.4%。營業收入利潤率有所提升，1月份至5月份為7.11%，同比提高2.05個百分點。企業虧損面持續縮小，虧損企業虧損額同比減少29.6%。

能源供需穩定恢復 清潔能源佔比提高

Ⅲ 中國gdp增長為什麼要靠債務增長

全年GDP維持在7.7%增長是個合理水平，這一增長速度與就業之間並沒形成突出矛盾，這有利於今年繼續維持這個的增速來調結構，從長期看來，中國經濟維持在6.5%～8%之間的增長會成為常態，中國將從經濟「熱增長」變成「穩增長」。經濟學家馬光遠：2013年GDP達到568845萬億，按照匯率，差不多等於9.39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GDP的50%，2014年超10萬億美金幾乎也成為定局。屆時將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GDP總量超10萬億美金的經濟大國。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戰略發展部副總經理宗良：達到預期目標，與較早我們預期的數據一致。亞太城市房地產研究院院長謝逸楓：7.7%增速符合市場預期。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2013年GDP增速為7.7%符合市場預期，經濟的穩定回穩保證了上市公司業績的增長，去年上市公司增長超10%，經濟回穩對股市的基本支持作用漸漸顯現，而藍籌股的估值僅僅是8倍左右，已經進入投資區域，市場最悲觀最恐慌的局面已經過去。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我們預計2014年全球經濟復甦的態勢仍將持續，而國內改革將全面推進。預計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動力相比上年不會有明顯波動，經濟增速將維持在合理的區間。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去年經濟增長還是主要依靠投資拉動，投資增加了債務，社會融資規模也比較大，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很快，企業債務增長也很快，但投資沒有帶來現金流，市場的流動性還是很緊張。復旦大學教授孫立堅：本次公布統計數據存在水分，部分數據或是虛假的，應該引起重視。森林狼咨詢杜振輝：2013年度中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568845億元人民幣，按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率為6.1932計算，摺合美元為9.18萬億美元，2013年度美國GDP初步統計約為16.56萬億美元，中國約為美國GDP總值的55%。

Ⅳ 為什麼要控制GDP增長率

從流量到存量：中國經濟高增長中的低經濟福利問題

王樹同/趙振軍

原載《河北學刊》2005年第4期

「作者」

「作者簡介」

王樹同（1972—），男，河北省徐水縣人，經濟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商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研究。河北，石家莊，050091

趙振軍（1955—），男，河北省徐水縣人，《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副編審，主要從事經濟學研究。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一直伴隨較低的經濟福利轉化，表現為社會發展支出佔GDP 比重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大量重復建設和銀行巨額不良貸款。其根源在於產權不清以及過分注重經濟增長速度。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福利/重復建設/產權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經二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據統計，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從改革前（1953—1978）的6.1％，提高到改革期間（1978—1997）的9.4％；人均GDP增長率由改革前的4.0％，提高到改革期間的7.8％或8.3％。2003年，中國GDP為11萬億元，人均GDP 超過1000美元，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後，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六位。如此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成為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盡管對中國經濟統計數據仍存在一些爭論和疑點，但是在更多的是感受到經濟增長驕人業績的同時，卻忽略了自改革開放以來就被忽略的經濟增長中的經濟福利問題。筆者認為，結合經濟福利水平來討論經濟增長，比單純探討經濟增長數據的可信性更有現實實際意義，因為經濟增長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

一

（一）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核算體系

討論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長問題通常要包括以下內容：經濟增長的速度，投入和產出，消費和積累等問題。這些內容可以通過國民收入核算體系（SNA ）的一系列指標體現出來。

國民收入核算體系是一個完整描述經濟總體運行過程及結果的核算框架，包括國內生產總值（GDP ）、國內生產凈值（NDP ）、國民收入（NI）和個人可支配收入等。這些指標既相互聯系，有各自所代表的具體的經濟含義。GDP 是計算期內生產的最終產品的市場價值總和，是一個流量概念；流量是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變數，是相對於存量而言的。GDP 通常有兩種計算方法：支出法和收入法。支出法計算的是在一定時期內消費者、投資者、政府購買的最終產品的價值和國外進口的本國商品的凈值，可以表示為：

GDP=C+I+G+（X-M ）

收入法核算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是期內的要素（勞動、資本、土地等）收入，可表示為：

GDP=工資+利息+利潤+租金+間接稅和企業轉移支付+折舊

國民生產總值中的「總」字，意味著在計算各個生產單位產出時，未扣除當期的資本耗費，是通常所說的「毛」值，而非「凈」值；如果扣除掉資本耗費，即是國內生產凈值。因此，國內生產總值不反映資本耗費量。這樣，在一定時間內就有可能出現較低的國內生產凈值和較高國內生產總值並存的狀況，而較高的國內生產總值有可能是較高的資本耗費的結果。因此，國內生產總值不一定和經濟福利同方向變動，因為資本耗費量越大，居民所得到的經濟福利就越少。

國民收入（NI）是指按生產要素報酬計算的國民收入。從國內生產凈值中扣除間接稅和企業轉移支付加政府補助金，即可得到一國生產要素在一定時期內提供的生產性服務所得到的報酬，包括工資、利息、租金、利潤的總和意義上的國民收入。

相對於總體意義上的國民收入（NI），個人可支配收入（DPI ）表示的是交納個人所得稅以後的個人收入，即人們可用來進行消費和儲蓄的收入。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GDP 為核心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是一種適應市場經濟運行、以量化指標為特徵的指標體系。它體現了在核算期內，經濟總體中各單位、各部門及其之間的經濟關系，如產出、投入、效益之間的生產關系，收入分配與再分配關系，消費與積累的關系，儲蓄、實物投資與資金融通的關系，資產、負債及凈值之間的變動關系等。這些指標密切相關、相輔相成，構成完整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指標體系。

然而，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是對中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度量。由於種種原因，並未使用這一完整的指標鏈，而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主要使用了GDP 指標作為衡量經濟活動的標准。單憑GDP增長來衡量經濟活動是片面的，並不足以說明經濟發展的有效程度，不能說明生產單位GDP所耗費的資本量的多少。如果不結合資產的數量及其結構變化，就會失去對增長成因的深入分析，不利於增長中經濟福利的有效形成。

（二）經濟增長和經濟福利之間的關系

經濟福利是一個存量指標，指經濟增長過程中財富的持續積累。每一年的經濟增長成果都有一部分國民收入沉澱下來，成為居民所享有的經濟福利。它包括居民所能夠使用的社會公共產品和由於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帶來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經濟增長和經濟福利相輔相成，密切聯系。沒有穩定而持續的經濟增長，就不會有持續的福利轉化，也就不會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整個經濟福利不斷提高下的經濟增長才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福利提高是目的。因此，如何實現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流量有效率地向經濟福利存量轉化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關鍵問題。

片面地使用GDP 指標來衡量經濟總體活動，把GDP 增長速度的快慢和經濟福利提高等同起來是中國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誤區。在實踐中導致由於過分注重經濟增長速度，以速度指標代替福利指標，GDP 數字的高低成為衡量發展業績的標准。然而，經濟增長並非總是和經濟福利同方向變動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的20世紀50—70年代，由於經濟發展戰略的偏差和「超英趕美」等冒進思想的指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比較高，但是經濟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未有大的改善，不少地區還呈現下降趨勢。即便二者是同方向變動的，變動的幅度也不相同，一定量的經濟增長可以轉化成不同量的經濟福利；反之，一定量的經濟福利則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下取得。因此，經濟增長並非完全等於經濟福利的提高。

二

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福利轉化水平是比較低的。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的民眾從經濟增長中所得到的福利相比中國要高許多。究其原因，這些國家的經濟存量比較大，數百年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存量（表現為店堂館所、堤壩、公路、房屋等一些公共設施）仍然為現在的民眾所享用。因此，盡管這些國家的經濟年均增長只有2％左右，但是並不會對居民生活有明顯的不利影響。中國則不然，經濟高增長帶來的經濟福利存量一直很低；如果經濟低增長，經濟福利就更低。因此，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是中國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中國經濟增長的福利轉化度可以通過以下方面表現出來。

（一）社會發展支出佔GDP 的比例

社會發展支出是指用在文教、衛生、體育、科研等的事業費用和投資，這部分投資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一國居民所能享受到的福利的多少，因此，每年GDP 的一部分應該用來進行社會發展投資。正常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越高，用來進行該部分投資的費用也應該隨之增加，這樣，廣大居民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的福利存量就會隨之增加。從表1可以看出，社會發展總支出的絕對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與經濟發展相比較，比例很低；而且，從「五五計劃」一直到2002年，基本都保持在4％～5％左右，最高時的2002年也不超過6％。在2002年，全國1.7667萬億元的基建投資中，用於社會發展的基本建設投資僅有1643億元，占總投資的9.3％。長期以來，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投資比例平均保持在1∶13左右，經濟建設的投資規模遠遠超出社會發展支出規模，經濟和社會發展呈現不協調的狀態。

（二）高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大量重復建設

一個經濟體本期創造的財富總會有一部分用來進行投資，形成一定的生產能力，以便為未來居民消費服務；投資越多，居民當前消費也就越少。如果投資是重復投資，意味著居民創造的價值的浪費，是一種福利損失。

1.重復建設的含義和類型。重復建設是一個動態過程，它包括業以形成的重復建設存量、即將形成的重復建設增量和重復建設項目與合理建設項目的動態轉化。重復建設大致可以分為兩類，過度市場競爭型重復建設和政府主導型重復建設。在這兩種重復建設中，第二種重復建設造成的福利損失要高於第一種。競爭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常態，過度競爭雖然可以在一定階段內造成資源的浪費，但是最終那些沒有利潤或低利潤的企業會從該行業中退出，是市場經濟自身的一種調整過程，對消費者造成的福利損失不大，甚至還會提高消費者福利。政府幹預型重復建設則不然，由於政府可以為已經是重復建設的項目進行融資，並且獲得這些資金的企業存在預算軟約束，沒有還貸的壓力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力，可以在沒有正常利潤或者低利潤的情況下繼續存在下去。

2.重復建設是一系列的事。說重復建設是一系列的事，是指由於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一直存在著內需不足，一旦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即新的國內需求，由於存在地方市場分割，就會出現一哄而上的情況，很快在該產業形成過剩的生產能力。如果該產業是下游產業，那麼上游企業也相應出現過剩的狀況。以汽車產業為例，中國目前存在著嚴重的汽車產能過剩——汽車整車製造業已經達123家，27個省市生產汽車，17個省市生產轎車，23個省市建成轎車生產線；作為上游企業的鋼鐵業，也相應地形成重復建設。房地產業過熱，就會在鋼材、混凝土等建材的生產上出現重復投資。當前，中國存在重復建設的行業除汽車外，還有機械、冶金、電子工業、醫葯、食品、紡織等，重復建設的范圍較廣。

3.重復建設的結果：一方面表現為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另一方面表現為較大數量的資源消耗。以2003年為例，國民經濟增長達到8.5％以上，GDP 總量達到11萬億元人民幣，而在這個增長過程中，所消耗的鋼材是世界該年消耗量的1/3，所消耗的水泥佔世界水泥消耗量的1/2，所消耗的煤炭佔世界煤炭消耗量的30％，用電量為世界用電量的13％；而11萬億元的GDP 還不到世界經濟總量的1/30[1].經濟增長過程中重復建設導致的資源浪費，不僅是居民當前福利的損失，而且還是未來福利的損失。

（三）高經濟增長、高儲蓄率和巨額銀行壞賬並存

在每年的經濟增長中，居民將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銀行，中國的儲蓄率不僅大大高於發達國家，而且也大大高於許多發展中國家。截至2003年8月底，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經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接近國民生產總值。從跨期消費的角度來看，假定當前利率水平為r ，居民通過犧牲當前1單位的消費可以獲得未來（1+r ）單位的消費，是一種福利的增加。在這一過程中，金融中介銀行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銀行能夠通過貸款的方式將資金投向有經濟效益的生產項目，那麼，一方面居民能夠在未來獲得（1+r ）單位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將現在的經濟剩餘轉化為未來的生產能力，保證使消費者持續獲得經濟福利，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將經濟流量轉變為存量的過程。只有這個過程進行的順利，居民才可能在將來得到更多的經濟福利；否則，人們犧牲了當前的福利也未能得到未來的福利，這便成了凈福利損失。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貸款活動中形成的大量不良貸款即是經濟流量向經濟存量轉變受阻的表現。銀行不良貸款的數量規模即意味著居民福利損失的程度。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5.37％。其中實際已形成的損失約佔全部貸款的7％左右[2].

三

高增長和低福利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投資飢渴症，主要表現為固定資產投資的迅速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從2000年開始加速，增長率由1999年的5.1％上升到10.3％；2001年上升到13％；2002年又升至16.1％；2003年前8個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2.2364萬億元，比2002年同期增長32.4％[3]，是近十年速度最快的時期，直接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明顯上升。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均增長率也高於GDP 的年均增長率，1999—2000年間，固定資產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高達14％，而同期的GDP 的年均實際增長率僅約10％[4].

靠大量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很容易陷入惡性循環。由於福利轉化率低，社會必須以高於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來得到正常的、或者低於正常的福利改進；維持高增長需要更高的投入；由於導致福利轉化低下的根本原因沒有得到解決，於是高投入變成了高浪費。如此循環往復，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造成高增長低福利的深層原因源自於不合理的產權制度安排，它主要體現在地方政府、銀行和企業三個層面上的產權約束上。

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可配置資源不斷減少，地方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不斷加強。地方政府面臨的約束條件是現行的政績考核制度，包括任期內的經濟增長速度、招商引資情況、財政收入等指標。這樣的約束條件就決定了地方政府為了緩解地方就業壓力、增加財政收入、表現幹部政績等目標，往往以扭曲的價格將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源廉價提供給企業。比如，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源——土地近兩年被大量徵用並廉價轉讓給私人投資者，被稱為中國式「圈地運動」；或者將征來的土地用於搞形象工程，修廣場，建辦公樓等，使得稀缺資源的配置完全按照地方政府的意願進行，而非按照市場的運行規律進行。由於政府對資源的配置沒有成本的概念，導致投資不以未來收益為標准而失去了合理性。

對於銀行來說，其產權也是不清晰的。銀行一直存有大量不良銀行貸款，降低不良貸款數量是現有銀行行為的約束條件。正常情況下，銀行可以通過減少對效益差的企業貸款來減少不良貸款數量；但是，由於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不清，缺乏真正的所有者，在對銀行行為監督成本很高的情況下，銀行行為失去約束，銀行不是減少貸款的數量，反而是增加貸款的數量。因為貸款數量增加後，不良貸款在貸款總量中的比重就會下降，銀行的管理者還可以在貸款的活動中獲得一定的租金收益。

從企業的角度來說，在投資收益給定的條件下，投資規模決定於貸款和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源比如土地的成本高低。由於國有企業產權不清，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企業，不以追逐企業最大利潤為目標，擴大企業的盤子是企業管理層獲得收益的渠道。因此，國有企業一直存在投資最大化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地方政府和銀行的鼓勵下變成現實。

這樣，地方政府、銀行、企業的行為邏輯達成一致：地方政府在政績的約束下，向企業低價提供重要的生產資源；銀行有做大分母減少不良貸款的需要；企業的最優選擇是理所當然地增加投資。這就必然出現上面所論述的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現象，結果表現為較低福利水平的高速經濟增長。

GDP 的增長是一種流量游戲，其增長完全可以建立在資源的低效使用、重復建設上；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創造出很好的宏觀數據，但是微觀層面上的經濟福利則很難得到保證。因此，從宏觀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淡化GDP 指標，注重投資質量和效益；從微觀上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建立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中國經濟走出高增長、低福利的關鍵環節，也是貫徹實施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

「參考文獻」

[1]姚景源。三大問題困擾中國經濟進一步增長[J].財經界，2004（2）。

[2]聶慶平。我國銀行不良貸款與銀行改革政策建議[J].經濟科學，2003（3）。

[3]李善同，劉雲中。對當前經濟形式的判斷和展望[N].中國經濟時報，2004-01-13.

[4]秦朵，宋海岩。過度投資需求和效率損失[J].經濟學季刊，第2卷4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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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原載《河北學刊》2005年第4期

Ⅳ 2021中國gdp增速是什麼

2021中國gdp增速是8.1%。

從經濟總量看，2021年中國GDP連續第二年超過100萬億元，並突破11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佔世界經濟比重進一步上升，人均GDP已逐年接近高收入國家人均水平的「門檻」。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國經濟8.1%的增速，不僅彰顯經濟復甦取得的巨大成績，也創下近10年來的新高。

2021各省份gdp情況

在各省份經濟實力比拼中，多個省份2021年經濟總量都邁上新台階。其中，廣東GDP首次突破12萬億元，以12.44萬億元的GDP總量位居全國之首，同比增長8 %，較2020年增加了1.36萬億元；江蘇GDP緊隨其後，以11.64萬億元的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二，邁上11萬億元新台階，同比增長8.6 %，較2020年增加了1.37萬億元。

同時，山東GDP邁上8萬億元新台階，以8.31萬億元的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三；浙江GDP站上7萬億元新台階，以7.35萬億元的GDP總量位居全國第四；河南GDP逼近6萬億元，以5.89萬億元位居全國第五。

此外，四川、湖北經濟總量雙雙突破5萬億元，上海、安徽、河北、北京GDP總量均首破4萬億元，山西、內蒙古GDP總量首破2萬億元，甘肅首破1萬億元。

Ⅵ 一季度中國經濟到底好在哪

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遭遇到不少預期內和預期外的沖擊與挑戰，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黨中央、國務院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實施了一系列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的政策組合，使國民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民生持續改善。預計2015全年GDP增長6.9％，CPI漲幅1.5％。展望2016年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但受結構性、周期性因素疊加影響，明年經濟運行仍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需要採取積極有力的宏觀政策和加快推進改革加以應對，仍可保持在合理區間運行。●全年經濟運行總體特徵2015年經濟運行的總體特徵是穩中趨緩、穩中有進、穩中有憂，各領域分化加劇，動力轉換過程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並存。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結構性衰退和結構性繁榮並存。前三季度，第三產業佔GDP的比重達到51.4％，較上年同期提高2.3個百分點，高於二產10.8個百分點。工業內部結構調整加快，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增長較快，產業結構加快向中高端水平邁進。但行業景氣度差異較大。一是部分產能過剩行業十分困難。資源類、重化工業普遍陷入困境，增速大幅下滑，煤炭、鋼鐵、水泥等產品產量明顯下降，行業總體庫存壓力較大，仍處在調整探底發展階段，要徹底走出困境尚需時日。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計算機通訊、新能源、新材料醫葯製造等產業發展優勢明顯，增長速度大幅快於傳統製造業。三是新興服務業發展勢頭強勁。服務新業態、新模式延續近兩年高增長態勢，電子商務、物流快遞等行業表現尤為搶眼。三大需求趨於平衡發展，內部分化逐步凸顯。2015年以來，消費增長保持穩定，投資增長速度持續放緩，出口增速換擋，三大需求趨向平衡發展。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58.4%，高於投資15個百分點，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從三大需求內部看，分化逐步凸顯，蕭條與旺盛並存。投資方面，房地產投資持續回落，月度投資已現負增長，基礎設施投資保持較快增速，製造業投資緩中趨穩。消費方面，網上商品零售、通訊類商品、旅遊等領域消費高速增長，而石油及製品類消費大幅衰退。出口方面，一般貿易出口保持正增長，而加工貿易出口大幅下降，傳統七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優勢明顯下降。區域經濟增長差距顯著，多速增長格局出現。一些產業基礎好、結構多元化、調整步伐快、開放程度高的地區，經濟仍然保持良好發展勢頭;而一些產業結構落後單一、產能過剩行業比較集中的地區，經濟下行速度較快。重慶和貴州兩地逆市上行，實現了10%及以上的超高速增長，領跑全國;絕大多數省份相對平穩，保持在7%—9%中高速增長區間;遼寧、山西等資源型、重化工業大省下行壓力較大，減速幅度大，增速低於3%，甚至其省內部分地市出現負增長，情況極不樂觀。企業景氣分化，同一行業內冰火兩重天。一方面，一些大型企業、上市企業緊抓市場、政策機遇，發揮其規模、品牌等優勢，發展相對較好。另一方面，量大面廣的傳統企業、中小企業依然普遍面臨生存難、轉型難的困境。民生持續改善，收入就業指標表現較好。前三季度，中國城鎮新增就業1066萬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標，城鎮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1%—5.2%。居民收入實現了「兩個高於」的要求，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達到16367元，同比實際增長7.7%，高於同期GDP增速0.8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實際增長8.1%，高於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1.3個百分點。價格水平總體平穩，結構性通縮壓力加大。受新拉漲因素不足，及季節、氣候因素的影響，全年月度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均低於2%，個別月份低於1%，物價總水平平穩。但受國內需求總體偏弱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的影響，生產領域中原材料、燃料價格持續下降，生產者價格指數PPI連續45個月負增長，且降幅較大，工業領域結構性通縮風險已較為突出。●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投資增長後勁不足。1—11月份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僅增長4.7%，較上年同期下降8.8個百分點。特別是億元以上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增速更低，新開工大項目不足問題比較突出。主要是由於地方政府受到融資平台清理、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及經濟增速下降導致財政收入增速下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部分項目尤其是大項目的資金來源受限，致使部分穩增長措施難以落地。同時，盡管國家大力推進簡政放權，但是改革措施尚未完全到位，主動服務意識差，仍然存在投資項目需要各部門串聯會簽審批現象，審批環節多、行政效率低也影響穩增長措施的落實。二是市場出清困難。截至11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已經連續45個月負增長，超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負增長記錄，且伴隨經濟增速下行，產能利用率進一步下降，產能過剩局面緩解難度進一步加大，過剩行業有擴展之勢。產能過剩導致企業經營效益持續惡化。1—10月份，全國大中型鋼鐵企業累計虧損到386.38億元，其中主營業務虧損720億元，101家大中型鋼鐵企業中48家虧損，虧損面擴大至47.5%。10月份，全國22個城市5大類品種鋼材社會庫存環比有所上升。其中鋼材市場庫存總量830.81萬噸，比上月增加26.93萬噸，上升3.35%。當前急需通過市場出清恢復市場供需平衡。但受過剩產能行業重資產技術經濟特徵、地方政府保護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化解產能過剩和清除「僵屍企業」仍面臨種種困難。大量資源固化於產能過剩行業，抑制了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的發展。三是就業壓力逐步凸顯。今年第三產業的快速增長促進了就業穩定，但受資本市場波動、總需求低迷影響，非製造業的景氣度也在下行，10月份非製造業PMI指數已較7月份的年內高點降低了0.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減弱。且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進一步加大，部分傳統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目前勉力維持的就業局面可能會被打破，部分隱藏性失業可能會顯性化，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凸顯，可能將對明年的就業穩定造成影響。同時盡管網上商品零售、快遞等新興業態創造了部分新的就業崗位，但也必須注意到網店對實體店帶來的沖擊和顯著的替代效應。調研中反映，圖書、服裝、家電等產品的實體店受到沖擊最大，部分實體店經營困難甚至出現了關閉潮。部分傳統的百貨商場也受到較大沖擊，經營景氣度持續下降，這對相關群體就業帶來較大影響。四是金融風險加大。產能過剩問題嚴重、企業效益惡化、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清理等實體經濟的問題開始向金融領域傳導。2012年以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呈現逐季上升趨勢，目前已經連續16個季度上升，不良貸款率由2012年第一季度的0.94%上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1.50%

Ⅶ 為什麼貸款的時候，需要通過銀保監會呢

經濟下行疊加疫情沖擊影響，銀行業保險業經營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中國一季度GDP增速-6.8%，為何銀行利潤增長6%？怎樣看待影子銀行死灰復燃的問題？如何應對不良率的上升？銀保監會官網發布答記者問，就近期熱點問題回應社會關切。

銀保監會表示，將督促銀行保持利潤合理增長，做實利潤、用好利潤。

一、要更大力度讓利實體經濟。千方百計降低企業，尤其是普惠型小微企業綜合融資成本，推動金融系統全年讓利實體經濟1.5萬億元。

二、要及時填補撥備缺口，全面覆蓋風險損失。撥備不達標的銀行要制定計劃，盡早達標。在當前特殊形勢下，各銀行要根據客戶真實風險水平，按照預期信用損失法評估潛在風險，並據此計提撥備。

三、要切實補充資本。適當降低分紅，不增加獎金，把有限的利潤更多用於資本補充，提高風險抵禦能力。

Ⅷ 如何看待gdp增長本質是信貸擴張

這包括總體價格的過快上升、經濟泡沫的出現和對低收入居民生活的嚴重影響等，不要過早地對信貸總量進行過於嚴格的調控，達到近80億美元的水平。

盡管如此，應該承認如果非貿易品價格過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嚴重問題，在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變的條件下形成人民幣實際匯率逐步升值的局面，從而可糾正人民幣低估對國際收支和貨幣政策的壓力。同時輕微的通貨膨脹還有助於銀行清理壞賬。這就是說，4，經濟有可能出現過熱的跡象。目前的對策是、房地產等。由於這些部門的產品無法進口，在需求擴張的作用下其價格將出現一定程度上升。但由於上述龐大的貿易部門的價格基本維持穩定，因此總體價格水平的上升將得到明顯的約束。

若進一步分析。因此，短期調整成本是相當高的，在目前情況下選擇讓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不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二）密切關注信貸的增長，確保其增長速度不超過23%
盡管不宜選擇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政策，但央行不能不關注信貸猛增的勢頭，更不能任目前信貸猛增的勢頭不管。我們預測，如果全年信貸增長速度超過23%，則會對2004年及2005年的經濟過熱產生壓力。因此，一方面不要輕易、過早下「過熱」的結論，另一方面應對6月底信貸同比增長22.9%的增速高度警惕（因往年第四季度信貸增長率較高），通過採取有效措施，爭取將全年信貸增長速度控制在23%以內。應巧妙把握目前的局勢與時機，利用近幾年我國貿易部門競爭力正趨上升，經濟增長態勢基本健康，外資不斷流入，外匯儲備較豐富，匯率不升值的大好機會，調控好信貸增長勢頭，爭取在未來幾年實現高於歷史趨勢的經濟增長率。

（三）力爭在調整貸款結構基礎上解決貸款繼續猛增的態勢
從目前推動貸款增長的可能原因和貸款增長率來判斷，信貸供給的結構問題可能比總量問題更突出，控制不好則會在未來形成大量壞賬。因此不宜輕易對總量採取「急剎車」政策，而應該力爭在加強風險控制的基礎上，通過結構政策解決貸款繼續猛增的態勢。
一是要根據央行最近關於加強對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精神，重點抓緊落實可操作性細則，防止房地產貸款中可能產生的不合理因素，特別是抑制投機性資金（包括外資）流入房地產形成房地產泡沫的因素。二是加大直至放開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浮動幅度，以有助於抵消信貸結構政策調整中可能帶來的緊縮效應。同時在客觀上也是支持發展中小企業這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生力量。三是通過加強對商業銀行內部風險控制的監管，改善貸款結構。檢查、糾正銀行資產與負債期限結構不匹配現象，防止新的不良貸款，制止商業銀行使資本充足率下降的經營行為繼續產生，以減輕銀行改革的新增成本。

（四）慎用存款准備金率政策，繼續選用央行票據實施對沖操作
調整存款准備金率是央行手中的一個有力工具。但它基本是總量工具，結構性操作較難。若調控力度小，對商業銀行基本沒什麼影響，商業銀行仍可根據自己的需要通過調整資產結構發放貸款。但如果調控力度大，容易引起信貸的大起大落，不僅形成對剛剛走出輕微通縮的經濟的打擊，而且會產生新的大批量不良貸款，調整代價高昂。另外，提高存款准備金率必然使得市場流動性減少，推動銀行間市場利率進一步走高，這又會鼓勵投機性外資的套利行為，進而通過擴大基礎貨幣供應部分抵消准備金政策的後果。情況嚴重時，部分商業銀行還能以流動性危機作為要挾倒逼中央銀行貸款，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因此，非到關鍵時刻，不宜輕易動用存款准備金率工具。
在繼續維持匯率穩定、外匯占款不斷增多的情況下，選擇發行有一定財務成本的央行票據進行對沖操作，是一種不得已的有全局意義的明智選擇。但央行票據的發行要有前瞻性考慮，下列因素會阻礙該工具的大量、長期使用：一是在貸款能帶來較好盈利機會的條件下，要使商業銀行減少流動性就必然會將央行票據利率提高到比較高的程度，而利率的提高會提高國債的發行成本，會一定程度上影響資本市場的發展，從而影響直接融資規模。另外，市場利率和投資成本的提高，會影響經濟的增長。二是商業銀行可將持有的大量國債和海外資產方便地轉換為市場流動性，甚至出現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套利性外資的流入，從而又部分地抵消該工具效應。在復雜的經濟生活中，由於較大規模使用央行票據，其歷史僅一年多，經驗缺乏，海內外資金流動的不可測性因素較多，因此，央行票據什麼時候賣出，賣出多少，市場實際利率會如何變動，要密切關注。總之，要勤於微調和預調，善於在對微調偏差的糾錯過程中達到調控目的。

（五）在保持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變的情況下，尋求改善我國匯率的市場生成機制
保持匯率穩定，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抓住有利時機，大力發展中國經濟。但是根據世界經濟目前的狀況，按照我國經濟發展的快速勢頭，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三者無法兼得的「鐵律」，早晚也會在我國演繹。何況，隨著形勢的發展，央行的對沖操作效應是增強還是減弱，會否遇到新的阻礙性因素，難以預測。因此，我們應主動應戰，通過不斷尋求改善我國匯率的市場生成機制，隨時適應正在不斷變化的形勢。可以考慮擇機搭配運用下列措施，保持人民幣名義匯率穩定，讓實際匯率自然有所升值。

1.根據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從2002年1月1日起逐步降低進口關稅，即從2002年的15.3%降到2005年10%以下，這意味著今後的兩年內人民幣實際匯率會逐步升值，這會緩解人民幣現階段所面臨的升值壓力。
2.適當放寬外匯管制，緩解央行的對沖壓力。將強制結售匯制改為意願結售匯制，目前是較好時機。進一步有選擇地鼓勵企業到海外投資，放寬對企業和居民用匯的限制。
3.視匯率態勢發展，擇機減少國內企業到海外發行債券額度，逐步發展境內外幣債券市場。鼓勵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在境內發行股票與債券，向國內銀行借款，以影響外資流入境內的速度。
4.如果上述政策效應逐步減弱，只要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仍出現較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時，可通過年1%～3%的溫和通貨膨脹政策逐步釋放。通過通貨膨脹調整的好處是：調整時間較長，資源轉移和經濟主體的行為可以逐步適應新的環境，經濟調整成本相對較低；調控當局針對國際市場美元匯率的變化情況及資本流動的新變化，可以及時改變政策走向；在長期，由於我國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過剩，國際比較的工資水平可以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保持競爭優勢；在溫和通貨膨脹和非貿易部門擴張的過程中，由於工資水平上升較慢，勞動力就業可以得到較大幅度的擴張，有利於明顯緩解我國目前的結構性就業不足問題。
5.在目前形勢下，外匯管理政策的基調應強調國際收支平衡。保持經常項目略有盈餘是我們的追求目標，時有逆差也不必驚恐。

總之，實際均衡匯率的變動，有經濟自身發展變化的內在原因，也有匯率預期引致的資金流動帶來的壓力。當前一方面要抓住好時機，防止信貸過快增長，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另一方面要採取相應措施，減輕央行調控壓力，穩定人民幣匯率不變的預期，通過匯率穩定預期，爭取時間，進一步推進中國經濟的發展。，通過關聯效應導致經濟的顯著下降，人民幣匯率將顯著上升，在存在投機性因素的情況下很可能調整過頭，當投機性資金獲利流回時又會面臨貶值壓力，使匯率急劇波動。更為重要的是、存款都有增加，出現貸款在月末、季末快速增長，如此顯著的逆轉很難說完全是靠加強外匯管理帶來的，現在票據市場發展起來後。進出口前5個月累計增長近40%。三是貸款轉賣市場的興起以及其他金融創新的有力推進,使貸款周轉速度加快。四是一些銀行在內部採取了一些措施、90年代初期的嚴重通貨膨脹呢？其基本原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內外環境與以往已很不一樣。目前。

有關政策建議

（一）繼續選擇穩定匯率的政策
在當前國際收支雙順差，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從而引起外匯占款大量增長。因此有必要未雨綢繆，出現了以下新情況：一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許多基層行迫於上級降低不良貸款率的壓力，技術含量低，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也達到歷史新高。這些因素都表明各種形式的外資正在通過多種方式進入中國，例如電力、道路，我們也完全有足夠的財力通過擴大進口平抑物價，我國貿易品價格出現飛速增長的可能性很小。「非典」疫情的短期存在並不會改變中國廣闊市場和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基本優勢，同時在銀行體系將堆積大量新的壞賬。人民幣名義匯率顯著上升還將導致貿易品價格的大幅下跌，在目前物價低位運行的情況下形成通貨緊縮的局面，過幾天收回貸款，明年的經濟增長大約在9，推動著我國的經濟擴張。

（四）商業銀行近期貸款運行新特點對貸款迅猛增長的推動
在商業銀行經營觀念合理轉變加強營銷管理的同時，利潤率較低，全年經濟增長應該在8%～8，從而糾正人民幣低估條件下長期形成的貿易部門過度擴張的局面。二是總體價格水平有所上升，月初、季度初又迅速回落的現象。

對信貸形勢的基本判斷

目前，期限長，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達50%.5%之間。由此進一步判斷，鑒於1996年以來實際貸款增長率比理想貸款增長率年均大約低6個百分點的反彈，自去年8月份以來貸款的迅猛增長，其中有房地產投資和部分重復建設等結構性的不合理因素，但基本增長態勢是合理的。鑒於1986，今年的全年貸款增長速度理想目標為18%左右，有的在悄悄改變策略。與此同時，出口企業的結匯率上升到遠高於歷史平均值的水平，由於我國出口產品主要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還可能會增強對匯率升值的進一步預期、橋梁、電信和電力等基礎設施投資擴張的勢頭尤其明顯。這一發展勢頭在時間上與地方各級政府換屆大體一致，在投資方向上所影響的部門也主要與地方各級政府行為有關，對一年來的貸款迅猛增長要予以充分關注，但不至於擔憂馬上會引起像那個時期的嚴重通貨膨脹，更不要簡單地對當前經濟下「過熱」的結論。通過計量分析我們預測、5月份的「非典」短期內對我國經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對整體經濟增長態勢不會有顯著影響，對全年的影響不大。從賬面看，貸款。但如果一次對人民幣幣值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或放任人民幣升值，及時採取預調、微調對策，絕大多數貿易品的價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於國際市場。在全球經濟減速和貿易品價格普遍下滑的條件下，應該力爭在結構政策上進行調控。

為什麼當前的信貸增長還不至於馬上引起80年代中期，如擴大基層行許可權，下調系統內上存資金利率，鼓勵基層行積極、穩妥放貸。二是四大銀行過去害怕向中小企業貸款，中小企業貸款和一些規模較小的項目貸款先由廣大中小銀行進行票據承兌貼現，然後由中小銀行向四大銀行進行轉貼現，貸款風險首先由中小銀行扛著，減少了四大銀行對貸款風險的憂慮，因此出現了票據市場的迅猛發展，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將引起出口部門快速收縮，形成大量失業，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

當然，也不排除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為了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績，事先與客戶達成協議，考核前放貸款。其中的一些「暫緩消費」會在下半年得到補償。各方面體制改革，特別是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釋放的投資增長的發展勢頭仍不減。前5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1。從而刺激對人民幣的投機性攻擊，導致問題更加嚴重，利率不斷趨低和人民幣升值預期帶來的大量資本流入
1994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項長期維持巨額負值，在1999年甚至達到接近150億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該誤差項卻首次出現巨額正值。一度被關閉的「五小企業」出現死灰復燃苗頭。在某些地區，有些新開工的行業結構基本雷同，外資流入是由其長期發展戰略和中國的相對優勢決定的，不會因為短期因素沖擊而改變，投資增長勢頭不減，經濟擴張的壓力主要集中在非貿易部門、地鐵、公路，貸款增長率創歷史高位的情形下，中央銀行的政策確實面臨穩定匯率與控制通貨膨脹的兩難選擇。
如果允許人民幣小幅升值，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同時由於存在強勁的外資流入和目前高達3400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即使國內出現貿易品供給不足的局面，通過加快貸款的發放來降低不良貸款率（一）國民經濟正常的快速發展，出現部分重復建設，促使貸款迅速增長，人民幣匯率仍保持穩定。

因此我們預測。這是推動上半年貸款迅猛增長的基本因素。

（二）各地方政府完成換屆後投資增長勢頭加快
有關數據表明，去年下半年以來，貸款擴張和固定資產投資同時提速，其中機場，有力刺激了貸款需求的提高
第一季度GDP增長9.9%，非貿易部門價格上升將可能帶來兩方面的後果。一是資源逐步向該部門轉移，金融機構的國外凈資產呈現明顯的迴流勢頭。這些貸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擔保的長期貸款.7%，創1995年年中以來最高水平，這就是說約束經濟高速擴張的資源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進口來解除。

在這種情況下.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貸款增長超過23%，則2004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急劇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基層銀行不擔憂其有風險。

（三）國際經濟增長放慢，由於現在的經濟環境同1986年和1992年時很不一樣，信貸快速擴張和經濟過熱的後果也就沒有那麼嚴重，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總體上說是基本良好的、1992年信貸過熱造成的嚴重通貨膨脹的教訓

Ⅸ 不良貸款率與gdp增長率實證用什麼模型

利率是貨幣的價格，商業銀行是經營貨幣的金融機構，這就決定了利率變化必然會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產生重要影響。傳統的理論認為金融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會引起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從而導致商業銀行在高利率水平下承擔高風險。逆向選擇問題是指當利率處於較高水平時，優質借款人由於較高借款成本而放棄借款，而那些知道自己不可能償還貸款的人則會積極的尋求貸款，從而增加貸款風險發生的可能性。道德風險問題是指當利率較高時，借款人由於從事原本的經營活動不可能償還貸款或者出於追求更高利潤的動機，而採取與貸款人意願相背離的活動，增加貸款違約的可能性。然而，近幾年學術界又興起了另一種觀點，認為長期的低利率環境同樣會增大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2007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進而引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的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造成了很大傷害。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眾說紛壇：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的管理不當，資產價格泡沫的積聚和崩潰，委託—代理問題等。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商業銀行承擔了過度的風險。美聯儲自2002年就一直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貨幣市場利率長期處於較低水平，這增加了商業銀行對風險的容忍度，降低了它對風險的感知程度，致使其放鬆了貸款的價格條款，最終影響到銀行貸款的整體質量（Borio&Zhu，2008）。基於以上兩種觀點，需要思考我國的貨幣市場利率與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關系。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程度不斷向縱深方向推進，利率的不規則波動性加大，加劇了銀行的脆弱性，本文要研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利率變化的不確定性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一、變數選擇與模型構建（一）變數選擇1.被解釋變數。在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度量方面，國內外學者主要採用的度量指標有不良貸款率（NPL）、加權風險資產佔比（RA）、破產概率Z值（Z-score）。Delis&Kouretas（2011）使用了不良資產率和加權風險資產佔比這兩個指標來度量銀行風險承擔，徐明東、陳學彬（2012）選用Z值和資產貸款率作為銀行風險的測度指標。除此之外，還有學者使用貸款損失率、預期違約率等來衡量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考慮到存貸款業務在我國商業銀行業務中一直佔有較高比重以及數據的准確性，本文選用各大銀行公布的不良貸款率作為銀行風險承擔的衡量指標。2.解釋變數。在選擇貨幣市場利率變數時，由於我國貨幣市場還未形成一個公認的基準利率，因此不得不採取多個指標。國內學者對基準利率的爭論主要集中於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CRATE）、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BRATE）與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三者之間。海濤、方兆本（2010）通過對SHIBOR、CRATE和BRATE的波動狀況進行分析，發現這三種利率均不能完全獨立地作為我國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本文選取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BRATE）與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作為貨幣市場利率的衡量指標。利率波動性的變數則採用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的標准差來衡量，即DSH。3.控制變數。為了控制銀行自身因素、宏觀經濟狀況和市場競爭等可能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產生的影響，本文選取銀行規模（SIZE）、銀行資本充足率（CAR）、銀行資產收益率（ROA）、實際經濟增長率（GDPG）、銀行業景氣指數（BBI）和市場集中度（CON）六個變數作為控制變數。（二）模型構建基於研究目標和變數選擇，本文參照Delis&Kouretas（2011）的模型設定。模型（1）用以研究貨幣市場利率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在模型（1）中，i代表i銀行，t代表t期，Risk為被解釋變數，代表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本文以不良貸款率作為其衡量指標。MP是解釋變數，代表貨幣市場利率，本文以BRATE、SHIBOR作為貨幣市場利率的指標。控制變數：SIZE銀行規模，CAR銀行資本充足率，ROA銀行資產收益率，GDPG實際經濟增長率，BBI銀行業景氣指數，CON市場集中度。銀行業景氣指數反映的是調查當期相對於上期銀行業的變化情況；市場集中度反映的是銀行業的競爭情況，集中度越高，市場競爭越小。二、實證分析（一）數據來源基於數據的可得性和可信性，本文採取我國16家上市銀行2007年至2014年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包括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招商銀行、平安銀行、寧波銀行、興業銀行、南京銀行、北京銀行、華夏銀行、浦發銀行。數據來源於各銀行年度報表、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和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二）各變數的描述性統計（表2）由於BRATE所取得的數據為月加權平均數據，HIBOR所取得的數據為日數據，因此，在這里用隔夜SHIBOR的曲線圖來說明我國貨幣市場利率的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三）參數估計與分析1.估計方法。由於所構建的模型中均含有被解釋變數的滯後一階，為了避免出現內生性問題，本文採用廣義矩估計（GMM）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廣義矩估計分為差分廣義矩估計（DIFGMM）和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但在有限樣本下，系統GMM的估計結果相對於差分GMM的估計結果來說，偏差更小。系統GMM又可分為一步廣義矩估計和兩步廣義矩估計，相對來說，兩步法的估計結果對異方差和截面相關性具有更高的穩健性，因此本文最終選用系統廣義矩估計兩步法對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2.估計結果。首先，觀察表3中所有AR（2）和Sargan檢驗的P值，結果發現它們的P值都顯著大於0.1，這說明可以接受這兩種檢驗的原假設，即「不存在序列自相關」、「所有工具變數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被解釋變數滯後一階系數在各個模型估計中都顯著為正，說明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在相鄰期間內存在較強的關聯，可以認為之前所構建的4個模型都是合理的。（四）解釋變數、控制變數和交叉項的系數1.貨幣市場利率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以BRATE為解釋變數的模型估計結果中，BRATE的β系數分別為-0.07、-0.282、-0.474，z值分別為-8.07、-7.35、-3.03，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在以SHIBOR為解釋變數的模型估計結果中，SHIBOR的β系數分別為-0.069、-0.353、-0.397，z值分別為-7.8、-3.44、-3.11，同樣都在1%的水平上高度顯著。這一結論與Altunbas（2009）、Martha（2010）、牛曉健、裘翔（2013）的研究發現基本一致，低利率水平會助長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結合我國2007年到2014年的隔夜SHIBOR曲線圖（圖1），發現我國貨幣市場利率在2007到2010年間一直處於較低水平，波動性不大，從2011年開始，利率波動性顯著增加，但利率整體水平並未提升到相當高的程度。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目前我國貨幣市場利率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估值效應和逐利機制來實現的，較低的利率水平提升了商業銀行對風險的容忍度，降低了商業銀行對風險的感知度，刺激了商業銀行對高收益的慾望，最終導致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加重。2.利率波動性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從表2中模型（4）的估計結果中可以看到DSH的β系數為0.188，z值為11.73，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一結論驗證了黃金老（2001）的理論推斷：利率市場化會帶來兩種風險，分別是利率顯著升高和利率不規則波動性加劇，但利率不規則波動性加劇將是我國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在我國，由於利率長期處於管制狀態，商業銀行缺乏完善的風險管理制度和有效的金融工具用以應對利率變化的不確定性。盡管我國近幾年大力推進金融體系改革，但商業銀行適應新的環境仍需時間，必須要逐步改善管理制度，實現金融創新。3.從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銀行規模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正相關，銀行資本充足率和銀行盈利水平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負相關。銀行的規模越大，其風險承擔越高，這符合「太大而不能倒」的範式，規模較大的銀行考慮到自身在銀行體系中的重要性，認為當自身出現危機時，中央銀行為了保證金融環境的穩定必定會對其伸出援手，因此，會主動承擔的風險以獲取高收益。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越高，就會越傾向於採取謹慎的投資決策，以防止出現重大損失；盈利能力較強的銀行，不會過分追求高收益，而會將管理目標地放到安全性方面，因此銀行資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較高的銀行會傾向於承擔較低的風險。另一方面，將BRATE和SHIBOR的系數與MP*CAR和MP*ROA的系數結合起來分析，BRATE和SHIBOR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而它們與CAR和ROA的交叉項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可以得出結論，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夠降低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對利率的敏感性。4.宏觀經濟狀況、市場集中度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正相關，銀行業景氣指數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負相關。表2的估計結果顯示GDPG和CON的系數均顯著為正，BBI的系數顯著為負。一般來說，宏觀經濟狀況良好，無風險收益率會降低，商業銀行為了保證足夠的收益，一方面會進行高風險投資，另一方面會放寬借貸標准，從而導致銀行風險承擔上升。市場集中度越低，市場競爭越充分，銀行風險承擔越低，這一結論與Michalak（2011）的研究結果一致。銀行業景氣指數反映了銀行業相對於上期的變化，BBI指數越高，表示銀行業的變化越好，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水平就越低。三、結論與啟示本文從高利率、低利率、利率波動性三個方面分析了貨幣市場利率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機制，並基於我國16家上市銀行2007—2014年的年度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研究結果發現：貨幣市場利率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顯著負相關，這表明目前我國貨幣市場利率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估值效應和逐利機制來實現的，低利率水平加大了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利率波動性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正相關，且影響系數較大，這表明我國商業銀行缺乏有效的手段來應對利率變化的不確定性；銀行規模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正相關；銀行資本充足率、盈利能力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負相關，並且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夠降低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對利率的敏感性；宏觀經濟狀況、市場集中度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正相關，銀行業景氣指數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負相關。本文研究的結果顯示目前我國貨幣市場利率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估值效應和逐利機制來實現的，這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管理具有重要啟示：第一，商業銀行要加強對借款人資格的審查，保持一定的貸款標准，降低貸款違約的可能性；第二，商業銀行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時，應該兼顧資金的安全性，實現收入多元化，分散風險。利率波動性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具有較強的正向影響，這說明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對利率劇烈波動的適應能力較弱，因此政府應繼續堅持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方針，對於放開存款利率的時點、方法要謹慎考慮。

Ⅹ 當前我國的經濟狀況

一、中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定位
自 1998年起，中國政府實行了持續五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保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GDP年增幅在7％～8％之間的高速平台上運行。但是，從1998年4月以來長達24個月的消費價格持續負增長，到2000年5月由負轉正並實現16個月的正增長後，從2001年9月開始又重新陷入了負增長狀態，同時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和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也一直處於負增長狀態。面對這種情形，眾多的專家提出了「過剩經濟」、「有效需求不足」、 「通貨緊縮」、「勞動與資本雙重過剩」等概念來定位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並對此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就我國目前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的定位來說，筆者主張將其定位為「勞動力剩餘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相交織的狀況，同時還面臨著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個定位包含以下四層涵義。
（一）我國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力過剩的國家
我國的勞動力首先滯留在農業部門。按照王誠1996年估算，中國農業剩餘勞動力為1.38億人。此外，我國每年新增勞動力1600萬人，國企下崗職工 1500萬人。當前，增加農民收入、加快農村城市化進程都是圍繞著如何創造更多的二、三產業就業崗位來容納農業和其它部門剩餘勞動力的工作進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當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國生產能力過剩、失業增加、價格水平持續下降及國民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然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一般是與發達國家相聯的。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最大不同之處恐怕是勞動力過剩非常嚴重。」（王儉貴，2002）。因此，我國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是 「勞動力剩餘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
（三）勞動力剩餘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相交織
2002年我國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GDP增長率達7.9％。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的增幅出現了近幾年少有的下滑態勢。（1）GDP增長 7.9％，與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個百分點。（2）2002年第一季度，在投資增長19.6％、較上年同期上升7.2個百分點的基礎上體現居民最終消費需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3.4％，同比回落1.9個百分點。（3）2002年1～2月份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11.3％。這反映出我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問題。（4）財政支出和財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一季度中央財政收入比上年同期減少163.6億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長 23.9％。（5）物價指數全面回落，「通貨緊縮」陰影揮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費價格和社會商品零售價格繼續下降，分別比2001年下降1.9％和 0.7％。（6）高速度與高失業並存。2002年GDP7.9％的增長率，由於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僅為0.1左右（張本波，2002）且有隨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而繼續下滑之勢，因而未帶來降低失業率和增加就業率的預期效應。以上狀況，進一步折射出我國目前宏觀經濟形勢的總體特徵——勞動力剩餘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相交織。
（四）我國面臨著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
應當清醒看到，我國經濟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陰影困擾的同時，還面臨著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個壓力之所以沒有釋放出來，主要是由於政府現在出台的各項政策措施「鎖住」了這只「籠中的虎」。（於祖堯，2002）。其中，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穩健貨幣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人民幣不貶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貶值和美元貶值的打壓。值得強調的是，由於人民幣從1994年開始同美元緊密掛鉤，因而2003年初它同歐元和其它外匯的比價跟著美元下跌。同時，中國居民非自願性儲蓄還阻攔了十幾萬億元購買力的實現。所以，一旦財政或金融爆發危機，人民幣貶值和擠兌風潮就很難避免。
二、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存在的問題
（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正面效應在遞減
自 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保持了7％～8％經濟增長。但是，目前此項政策的正面效應已經在遞減，它的負面影響在擴大。它在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給財政乃至經濟危機埋下了隱患。（1）財政赤字成倍增加，財政收入對債務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財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為31.6％。（2）近幾年稅收以超出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長，使其得以繼續實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0.9％，增幅回落10.8個百分點。（3）縣、鄉兩級基層政府財力枯竭。（4）隨著改革深化，政府各種名目的隱性債務居高不下。例如，我國存在著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的不良資產、社會保障金欠帳、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缺口等隱性債務。雖然2001年中國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為16000億元，2002年財政赤字為3098億元，未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但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隱性債務的積累已達 GDP的100％。（5）有些國債投資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銀行面臨兩難的選擇
按相機抉擇機制，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時需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使用。因此，為了配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中央銀行應實行適度從松的貨幣政策。從1996年5月開始到2002年底央行共進行了10次降息，並且加收20％利息稅。然而，中國卻出現了「貨幣失靈」的反常現象。降息不僅沒有達到刺激人們減少儲蓄增加消費的目的，相反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卻逐年攀升，1997年底達到50000億元，2003年2月底已達100300億元。由此，可見貨幣當局防範風險有餘，刺激經濟景氣不足。據統計資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貨幣供應量偏緊，這不利於緩解「通貨緊縮」和遏制經濟增長下滑。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相匹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潛伏的金融危機卻限制了銀根放鬆的空間。2001年底，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為25.4％，遠高於5％的國際公認警戒線。這表明金融領域潛伏著嚴重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推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勢必火上澆油，對貨幣當局來說是兩難選擇。

三、幾點思考
（一）關於擴張性財政政策階段性淡出的思考
1. 擴張性財政政策階段性淡出的理由。首先，擴張性財政政策是一種中短期政策。由於擴張性財政政策會產生「擠出效應」，因此它在短期內是有效的。在長期內幾乎是無效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自1998年開始，政府實行此項政策雖保持了經濟的較快增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邊際效用已明顯地出現了遞減趨向。盡管近幾年它拉動了內需的增加，但在啟動構建經濟主體內生增長機制方面卻未起到明顯的積極作用。相反，由於推行該政策的過程中政府投資擠佔了民間投資的空間，出現了一些「與民爭利」的現象。要知道只有民間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泉和民間經濟興旺發達，中國經濟發展才有長期、穩定和可靠的基礎。
其次，近幾年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應。其負面效應表現為：（1）持續使用國債資金，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與市場改革取向的目標相抵觸。（2）政府投資一般效率較低，隨著時間推移國債項目轉向低效益或無效益，出現了國債投資邊際效用遞減現象。（3）政府工程質量一般難以保證，而且易產生腐敗。（4）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由於需進口大量的工程機械、材料等，短期內拉動內需的作用並不很大，主要拉動的反而是「外需」。
第三，對擴張性財政政策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要有一個全面、辯證的認識。誠然，近年來，在我國中西部許多地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拉動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經濟增長快、經濟發展水平高的以上海、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等省市為代表的東部沿海許多地區的經濟增長並不是主要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拉動的。
2. 擴張性財政政策淡出的方式——階段性淡出。有關擴張性財政政策淡出方式的選擇，筆者認為階段性淡出的方式是較為明智的抉擇。值得強調的是， 「淡出」按相機抉擇機制，不能說到了一定時期就可以放棄不用（這就使它變成一種「長期政策」，即「不用」的政策），只不過使用的方向和力度，會因情況的變化而不斷的變化。目前，以總需求不足為起點的經濟周期很可能成為我國今後一定時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形態（樊綱，2003）。由此，與以總需求不足為起點的經濟波動周期相適應，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使用和淡出只能是「階段性」或「周期性」的。我國目前擴張性財政政策完全淡出不僅為時過早，而且現實中也是不可行的。這是因為其完全淡出還必須滿足以下條件：（1）國際經濟環境有所好轉，外需增長強勁。（2）已動工的國債投資項目已基本竣工。（2）通貨緊縮的趨勢得到控制。（4）民間投資逐步取代政府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並且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自主成長機制。（5）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達到或超過警戒線。基於這些條件還不能在短期內達到，因此擴張性財政政策至少在3年內不能完全淡出。其淡出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階段性的淡出的過程，可以採用逐年減少國債發行量，直到將其限制到一定的力度和范圍上。這個力度和范圍一般以達到基本抵消由於總需求不足產生的影響為宜。
3.新形勢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調整。第一，轉變國債資金的投資方向。近年來，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國債發行，但國債投資大部分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由於基礎設施建設在短期內不能從所投入的項目上取得直接回報，因此造成目前投資的快速增長與消費增幅下滑和內需增長乏力的強烈反差。鑒於此，國債投資要注重把刺激需求與調整結構結合起來，建議其使用方向作以下調整：一是增加對有市場、有潛力的製造業的投資。二是拿出適當比例的國債資金投向有效益的民營企業。三是加快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及信息服務業、金融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四是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農民收入。五是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六是繼續為加快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創造條件。
第二，財政政策的目標調整：從追求經濟增長到關注經濟發展。財政政策要在推動經濟結構演進中實現經濟發展和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經濟發展是在城鄉隔離的狀態下推進的，城市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城市市場商品大大超過其自身需求，需要尋找外部市場以維持其增長。與此同時，農民被禁錮在傳統農業社會，生產方式落後，收入水平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城鄉市場出現了明顯的斷裂，城市剩餘產品無法在農村市場上消化掉。這也是我國目前內需不足，國企經營困難、失業率上升等一系列問題的根本原因。因此，現階段財政政策的目標應盯住通過城鄉二元結構的變革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第三，注意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多種手段組合。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手段不僅是發行國債，它還包括減稅、加大轉移支付力度、調整經常性支出結構等多種手段，是一個政策組合。近兩年採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債，今後可作其它選擇。例如，通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來刺激經濟增長等。
第四，構造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制度基礎。財政政策發揮預期作用的前提是現代預算。只有建立完善的預算制度才能有效控制財政政策實施引發的風險和充分發揮其作用。此外，在財政政策的制度基礎建設上還要重視財政制度的內在穩定器功能，要建立健全財政制度內在穩定器發揮作用機制。
（二）關於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 二者的松緊搭配。在當前，二者的松緊搭配明顯應該採用松的貨幣政策配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貨幣供應量偏緊不利於遏制經濟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長。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適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相匹配，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機制。二者的契合機制應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應該為貨幣政策發揮作用拓展空間，提供條件。在宏觀經濟政策中財政政策是一種相對中短期的政策，貨幣政策則是一種相對長期的政策，而且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貨幣政策將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至於目前我國出現的「貨幣失靈」，是由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引起，歸根結底是由於央行沒有超然獨立性、市場化利率機制尚未建成及貨幣政策體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國當前必須從強化貨幣政策職能、保證央行超然獨立性和健全貨幣政策體系等方面改革貨幣政策，目前財政政策支持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可以採取如下舉措。如適當增加財政貼息資金的規模，擴大貼息政策使用范圍：用財政資金支持建立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基金，為中小企業融資創造條件等。（2）貨幣政策為財政政策創造寬松的市場環境，使財政政策適應、促進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點：1）把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建立在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金融通過自身經營機制轉變、中資商業銀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強，避免和化解金融風險。2）金融體制改革應盡快拓寬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融資渠道。3）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為引導企業投資的信號。4）加快發展股份制私人銀行和其它民營金融機構，通過發展這類銀行滿足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和農村的投資與貸款需求。
（三）擴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來，有效需求不足、內需增長乏力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經過連續5 年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施行，我國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依然很高，加工工業嚴重開工不足，庫存商品達30000億元之巨。據調查，2002年600種主要商品，供過於求的商品佔86.3％，供求平衡的商品佔13.7％。由此可看出，要擴大內需和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僅從財政和貨幣政策著手已是不夠的，還須探討其它思路和方法。為此，筆者總結出了以下思路。
1.創立多管齊下，形成合力擴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經濟學家劉國光認為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政策調整方面，「要創立多管齊下，形成合力的格局」。一要完善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業和收入預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三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城鄉消費環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費觀念，鼓勵消費信貸；五要清理各種賣方市場條件下出台的抑制消費的政策；六要開辟旅遊、電腦、轎車等新的消費領域。除此之外，許多學者認為我國投資消費比例嚴重失調，因此可通過提高消費率來擴大內需。
2. 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過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據《經濟日報》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鎮居民存款余額為 30850.2億元，其中20％以上為公款私存；2.5％的城鎮居民人口佔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僅為1080.5元。」由此可見，儲蓄存款在社會各類成員中分布是極不平衡的。另外，據世界銀行測算，1995年我國居民總體的基尼系數達0.415，已突破0.4警戒線；而據有關專家估算（王義達），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56，高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又據《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國資本外逃量已達480億美元超過當年外商對華投資407億美元……據分析，國內資本外逃的主力軍是不法資產的佔有者。」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中國居民貧富差距懸殊，中國經濟發展的收益在社會公眾中進行了不公的分配。
從我國近年來的情況看，富有階層有購買力，但其消費傾向低。這些人的投資除了持有股票和國債外，實業投資受到產權制度、投資能力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來，要麼以各種名義存在銀行，要麼趁我國資本大量外逃之風轉移到國外，要麼滯留在地下錢庄。而廣大貧窮階層，尤其是下崗工人、農民和經濟效益差的國企職工是消費傾向高的群體，但其購買能力低下。因此，我國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對的，即是有購買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而生產的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經濟增幅下滑和經濟增長質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造成了富有階層消費傾向低和貧窮階層消費傾向高但購買能力低下，進而造成的社會平均消費傾向低是導致我國有效需求不足、內需增長乏力和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趨勢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立足於這樣一個現實基礎。「如果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繼續向高收入的富有階層轉化，那麼將繼續加劇經濟的蕭條。如國債政策客觀上就有這種作用，總是富人去購買國債，再享受國債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劇了「馬太效應」（葉振鵬，焦建國，2002）。因此，擴大內需和治理經濟蕭條的可行的政策選擇是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財政向貧窮階層的轉移支付力度，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體舉措如下幾個方面。（1）認真貫徹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在適當時候取消農業稅。（2）公平稅負，對高收入者徵收超額累進所得稅、財產稅、利息稅，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3）健全社會保障機制，加大政府對低收入階層的轉移支付。（4）加大政府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力度，減少權力對國有資產的侵蝕，建立起抑制不法侵佔國有資產和謀取非法收入行為的監管機制和對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懲戒機制，從制度上限制和減少因 「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導致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現象。（5）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司法體系和民主法律監督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