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國股份制
股份制經濟起源於西方：1553年，大英帝國以股份集資的方式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莫斯科爾公司。四百五十年過去了，經過一次又一次歷史的沖刷與考驗，西方國家已經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股份制經濟體制。而東方的股份制經濟起步較晚，東方各國都是在近代才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股份制經濟體制。作為東方最大的文明古國——中國，則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才有了自己的股份制公司。作為剛剛起步的中國股份制經濟，無論是在運行方式還是組織形式上，都還存在著巨大的不足之處，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失敗與坎坷之後，一套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股份制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談中國股份制經濟的現狀，就必須了解中國股份制經濟體制改革所走過的一段路程：任何國家的國有企業改革的動因都是由於經濟困難，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家管制的放鬆，民間資本開始活躍起來，利益、利潤等長期被忽視的經濟因素開始重新登上歷史舞台。簡直在一夜之間，政府發現了其管理的大量國有企業竟然是財政支出的沉重負擔。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狀況，政府被迫地進行了國有企業改革。於是，一場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在中國拉開了序幕。
❷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歷程，求詳細的┈初中歷史
晚清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逐漸發展起來。辛亥革命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較快成長，其中1914－1919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期」，中國的紡織、麵粉、煙草、釀酒、日用品等輕工業發展起來。國民政府時期，統一了貨幣，引進內外資本創辦一批官僚資本企業，民族工業繼續發展。但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未變，貧窮落後的面貌未變。一方面，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三座大山的夾縫中生存。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是壓迫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對國家的發展造成嚴重破壞。最後，晚清民國時期軍閥混戰的動盪局面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都嚴重破壞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展極不平衡。從地域看，工業集中於上海、天津等沿海、武漢等沿江少數幾個大城市，廣大內陸地區極其封閉落後。從部門看，工業門類不齊全，結構不合理。輕工業相對較發達，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極為落後。從規模和技術水平上看，規模較小，設備落後，技術水平低下。近代涌現出提出「實業救國」的狀元實業家張謇，還有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周學熙、范旭東等愛國實業家。
❸ 誰能概括一下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歷程
我國近代民族工業在曲折中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
洋務運動到清朝末年出現民族工業的萌芽；
一戰期間的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
一戰後至新中國建立前民族工業的凋謝、萎縮。
❹ 中國近代民營工業最早開始於什麼時候啊
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洋務派投資興辦了近代軍事工業企業、近代民用工業企業，引發了近代民營工業的發展。從工業化角度，洋務運動首次在中國建立了大機器工業，使中國的經濟社會在大機器工業的引導下，轉入近代化發展。
❺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展的階段和特徵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1.洋務運動到清朝末年，出現了些民族工業萌芽，但這些民族工業往往受到封建制度的阻礙，難以生存和發展2.辛亥革命的成果，沖擊了封建制度，使民族資產階級一度受到鼓舞3.一戰期間，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放鬆隊中國經濟的掠奪，中國民族工業得到了一個發展的機會，進入了「黃金時代」。4.一戰後，帝國主義經濟實力卷土重來，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民族工業再度受挫5.抗戰勝利後，由於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民族工業沒能得到很好的回復。 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展特徵：1.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夾縫中求生存，發展。2.比較落後3.集中在輕工業部門3.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
❻ 近代中國最早出現的股份制公司
中國最早實行股份制的企業是輪船招商局
1872年由李鴻章創辦的洋務企業輪船招商局(簡稱招商局)是中國最早實行股份公司管理體制的企業。這是洋務企業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由獨資經營轉向合資經營的第一個企業。
❼ 簡述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
1、19世紀6,70年代,在洋務運動誘導,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本國自然經濟的逐漸解體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
2、在官僚主義,封建主義,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艱難發展.19世紀末
馬關條約簽訂後,清政府為擴大稅源,放寬了在民間設廠的限制,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
3、20世紀初,也就是一戰期間,由於帝國主義忙於歐戰,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華民國成立,實業救國思想,群眾性的反帝愛國運動等多方面的影響,民族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發展最快的是麵粉業,紡織業等輕工共業
4、一戰過後,帝國主義卷土重來,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困難!
5、國民政府前10年,發展較快.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日軍實行軍事管理,民族資本主義萎縮,在國統區,國民黨實行戰時體制,官僚資本膨脹.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與美國簽訂中美聯合通商航海友好條約,美貨湧入,擠壓國貨,國民黨實行苛捐雜稅,民族資本主義陷入絕境!
6、1956年3大改造,民族資本主義消失.
❽ 股份制是何時傳入中國
近代股份制最早起源於西方,19世紀30年代傳入中國。
19世紀80年代初,在外國股份制企業的示範、刺激以及洋務派的倡導下,掀起一股投資興辦股份制企業的熱潮。
❾ 中國近代工業是如何起步的
在我國歷史上，第一家發行股票面向社會籌集資金興辦的股份制企業，是成立於1872年的輪船招商局。那時，促使輪船招商局誕生的主要有三大因素：首先，鴉片戰爭後中國遭遇的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此時，「變亦變，不變亦變」的局面已逐步成為社會的共識；其次，面對洋人輪船在中國江河湖海縱橫馳聘攬客載貨獲取暴利的現狀，為「求強、求富」，與洋人爭利而進行「商戰」，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被洋人占盡」的呼聲日高；其三，更現實的問題是，每年需要從南方往京師運送供朝廷和軍隊食用的「漕糧」，而這被稱為「天庾正供」的大事卻因木帆船受外國輪船排擠導致衰敗破爛和運河淤塞而陷入困境。此後，經過連年的爭議和比較，引進輪船興辦新型運輸企業逐漸成了晚清政府無奈而又惟一的選擇。在形勢逼迫而政府資金又困窘的情況下，向社會想辦法——通過發行股票來籌資資金興辦企業，中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才得以應運而生。但是，沒有想到的是，輪船招商局成立後，這種新型的籌資方式和企業組織形式很快被社會認同，此後也不因政權的更迭而改變，更多的股份制企業在不同行業中相繼出現，並逐漸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對於這種新型股份制企業的誕生在社會上激起的反響，1883年《申報》刊登了如下的一段評論：「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雖其中亦有成與不成之分，然其一變從前狹隘之規則。」可見這種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興辦企業的方式，對於打破此前只有獨資和合夥方式興辦企業的規則以及對於開闊國人視野具有的作用，也可見新成立的招商局影響之至深至遠。因此，在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企業發展史上，輪船招商局的成立，都成為重大的和里程碑式的事件，成為開啟中國股份制企業興辦大門的標志，成為一個新時代就此來臨的宣告。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成立股份制企業需要什麼手續？有什麼規定？股份制企業的股票什麼樣？有什麼內容？通過什麼途徑或網路發行？又通過個么方式進行買賣？股份制經濟作為一種商品經濟和信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體現其權利的有價證券股票，其法律效用在當時是通過什麼方式得以體現的？在此前的中國社會中，開辦傳統工商企業的方式一般不出以下兩種：一種是「各出資本，各樹旗鼓」的「獨資」形式；另一種是「合夥」的方式，即部分有共同目的的人聯合開辦，「合眾力而成」。這種合夥方式本身又還具有兩個特點：一是規模不大，二是即使「合開一鋪，合創一行」的時候，「股東皆須在場，以資稽察」。股東「或有不親到場者，亦必令親信人為之監察」，斷未有從未謀面而可以入股者」。那麼，在幾千年相沿成習的情況下，在當時清政府尚未對股份制企業制定相應規則措施，也沒有證券交易法等法律法規進行規范的情況下，這家「中國第一股」在打破此前的慣例後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
我們先來看看這份股票，這份股票在今天看來是如此樸素甚至稱得上簡陋（見影印件），現將《輪船招商公司》的股票影印件上的文字全文照錄如下（標題及騎縫文字略，標點符號為筆者添加）：
「輪船招商局為給股份票事奉直隸爵閣督部堂李奏准設局招商，置備輪船運漕攬載，札飭商辦等因在案。當經本局議定召集股銀壹百萬兩，分作千股，每股銀壹千兩。先收銀五百兩，每年壹分生息，閏月不計，另給息折。期至八月初一日，憑折給付。如本股出讓，須遵定章辦理，毋許私相授受。倘有故違，一經查出，即將本股停息，俟繳票到日，給本銷冊，以昭慎重。今據送到股本，合給聯票壹張、息折一扣、局章一本收執。須至股份票者。
今收到省府縣人壹股豆規銀五百兩正
同治年月日給商總商董（此處豎排並列）第號
這里有不少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
首先在敘述招商局緣起和招商局性質及用途的第一部分文字中，強調了招商局是當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向皇帝「奏准」設立的企業，也就是得到皇帝親自批准設立的企業。這里強調了企業的性質不是別的，是「札飭商辦」，即朝廷允許其商辦。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朝廷允許商辦的第一家新式工商企業，顯示出這家中國第一股所具有的開創性和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在以此來加強其合法性與權威性的同時，也界定了這家企業設立的重要意義和責任的歸屬。
從有人提出引進輪船和開辦西方式的新型企業到招商局成立，晚清朝野之間經歷了十多年時間的徘徊、爭議、反對，障礙重重。如果不是李鴻章抱定此事是「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議而為之」去推動的話，招商局還不可能在1872年成立。但這份股票上點明這一點，並非是為李鴻章表功，而是有對外宣傳自身的權威性和公開確定責任關系這一層考慮在內的。「招商局由李鴻章奏設，局務應由李鴻章主政」，出自總理衙門的這句話，除了進一步確認了招商局與李鴻章之間的關系外，也明確了企業的責任歸屬。這一點，對於當時社會裂變期中國新型企業的生存環境和條件，同樣起到了畫龍點晴的作用。
其次是股票中對企業本身情況的說明，即對該局的總股本、每股的金額和分配方面的規定以及需注意事項的說明中，出有幾點很不尋常：一是每股的金額特別大，如按每股一千兩計算，總股本只有一千股，即使按先收一半即五百兩，每位股東再接平均購買一股算，股東總數也只有2000人，何況不可能每位股東都只購買一股，因此股東總人數低於2000人是可以肯定的。這個規定，與傳統中國社會中合夥企業的股東數量一般不多是一脈相承的。二是文字中明確有「每年壹分生息」的規定。這個「壹分生息」的規定在招商局的局規中被稱為「官利」，是每年不管企業經營情況如何都必須發放的固定股息，如果企業經營得好，利潤率超過壹分，超過壹分發放的利息被稱為「紅利」或「餘利」。這一點，與西方企業中的優先股的規定還一樣，因為當時甚至沒有優先股的概念。因此，這個規定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有中國特色的東西。西方一般股份制企業通行的規則，是股票收益應視企業的效益如何而定，而不能事先規定固定的利息率。規定利率的現象，一般只存在於債券的發行中，招商局這時既無優先股的規定，而「官利」的特點又與一般西方式股份制的規定有明顯區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當時的這份股票又帶有債券的性質。有意思的是，由招商局「開其端」的規則中也包括這個「官利」的分配製度在內。在招商局之後陸續成立的其他企業如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徐州利國礦務局以及20世紀後中國成立的其他各類型的股份制企業中，這種規定都一直存在，並且一直到1956年資本主義企業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改造時才被定息所取代。三是在交款購買股票時，除拿到留下存根後的股票年，還同時發給領取「官利」的息折和局章各一本。也就是說，通過這些方式以及規定，在強調這份股票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同時，還保證其在運作中的可操作性。
總之，從這份股票中留下的這些規定以及嚴厲的語氣看，給人的印象是除了有關企業的規定外，似乎是企業股票的味道少而官方文告的味道多，但也正是在這些地方，透視和散發出歷史變化的氣息。
從票面形制看，當時被稱為「股份票」的這份老股票的票面很樸素，除文字和標題外，沒有更多的圖案裝飾，文字四周用線條圈圍，圈圍出來的票面形狀與清代過去流行的當票、煤窯的窯照和鹽商的執照等幾乎完全一樣。顯然，新型股份制企業的股票採用這種歷經官方認可、又被社會熟知承認、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和執照的形制，與從法律方面保障其有價證券性質的考慮分不開。它與股票文體中採用的官方告示性語言，以及在操作方面的嚴格規定一起，構成了股票作為有價證券的法律依據。從股票的格式方面看，標題名稱均由右往左橫書，其餘文字豎排。股份票與股份票存根為二聯票，二者並排印刷。股份票在左，存根在右，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標題名稱與行文中的個別文字有異。關於股票發行的有關規定和程序，輪船招商局局規中有如下記載：「本局刊立股份票、取息手摺，股各收一紙，編列號數，填寫姓名、籍貫，並詳注股份冊，以杜洋人借名。其股票息折，由商總商董會同畫押，蓋用本局關防，以昭憑信。如有將股讓出，必須先盡本局，如本局無人承受，方許賣與外人，一經售定，即行到局注冊。但不準讓與洋人。設遇股票息折遺失，一面到總局掛號，一面刊入日報，庶使大眾咸知。俟一月後准其覓保出結，核對補發。」
發行的規定是如此，在當時的交通、信息和金融條件下，這些股份制企業又是通過什麼途徑招商集股籌集資金，通過什麼方式進行股票買賣的呢？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家近代中國第一股的發行，一開始竟然主要是通過人脈關系進行推銷認購的，也就是當時人形容的「因友及友，輾轉邀集」的方式籌集的。但聰明的人們很快就意識到此種方式的局限性，在將每股股銀的數額從500兩降到100兩，以便更多人可以認購入股的同時，也採取了登報刊廣告的方式進行宣傳和通過各地錢庄票號代收股銀的方式進行籌集，使自己得以充實實力，得到發展。
通過發行「近代中國第一股」籌集資金興辦的這家新式企業確實也沒有使人失望。在其成立後與當時英美在華輪船商不可避免的跌價競爭中，先是依靠清朝政府的貸款，在4年之後一舉整體收購了此前氣焰不可一世的美國在華最大的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使自己的輪船數一下達到了30餘艘，成為當時中國領水中中外輪船公司中單家輪船數和噸位數都居第一位的輪船公司，並隨後迫使兩家實力最強的英國輪船公司——怡和以及太古輪船公司簽訂了限制價格變動的「齊價合同」，在長江、天津、福州、寧波等主要航線上，招商局一家公司的分配比例都在40%～50%之間，取得了分配比例占優的地位。
而發行「近代中國第一股」的招商局也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僅僅10年，招商局面值100兩一股的股票，在上海的市價已經漲到了200兩以上，在1882年的一段時間，甚至達到260兩的高位。同時，還帶動了一批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興辦的企業的相繼誕生，到1885年也就是招商局成立13年時，這種通過發行股票興辦的股份制企業數量已經增加到39家，並在19世紀8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小小的興辦股份制企業的高潮，甚至直接催生了中國第一家民間的帶有證券交易所雛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準公司的誕生。
總之，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第一股」中，凝結著近代中國不甘落後不肯淪亡的各層次中國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做的努力和奮斗的痕跡。這張小小的股票，不僅是當時中國人實業救國努力的見證，也是近代中國工業化開始起步的標志。
近代中國工業化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在近代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其總是遭遇一些制約障礙，這些障礙嚴重地影響著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和其水平的提高。在近代中國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其所遭遇的最主要的障礙有兩個：一是沒有足夠的資本積累，另一是沒有一個保護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大的政府。
經濟學家認為，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其工業化開始之前，某些重大的障礙必須清除，而另一些有利的因素則必須創造出來。他們認為，任何單一的「障礙」或「先決條件」，都有辦法避開或找出替代辦法，但存在許多障礙或缺乏各種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將會給經濟發展造成重重困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將無法發展。
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的近代中國工業化，從其發動之初就面臨著諸多障礙的約束。這些障礙的存在，使得近代中國工業化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當時，幾乎與中國同時起步的日本，在20世紀交替之際基本實現了工業化，而中國則遠未實現。美國學者費維愷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十年中，中國尚未像日本那樣由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不過也有了一些工業化的成果，但規模有限，大約相當於日本發生巨變的明治維新時代。」 中國工業化發展水平落後於日本的根源就在於這些難以逾越的障礙約束與阻滯。在諸多障礙中，對中國工業化發展影響最大的障礙主要是兩個，現分別論述如下：
1、沒有足夠的資本積累，使中國近代工業化建設總是經常遭遇資本瓶頸的制約。
幾乎所有工業化國家的經歷都證明了這樣一個規律：工業化開始前需有一個資本積累的過程，而工業化開始後則必須保持資本的持續供給。然而，中國工業化建設，不僅開始前沒有一個資本積累的過程，而且開始後也不能保證資本的持續供給。造成中國工業化建設資本瓶頸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則有三：
一是有限的社會剩餘通過不平等條約而被列強剝奪、侵佔，使得中國可能有的社會剩餘不是轉化為了本國工業化建設的資本而是成為了諸列強資本積累的一個來源。鴉片戰爭結束時簽定的《南京條約》開西方列強向中國政府直接索要戰爭賠款之先河，自此之後，向中國政府索要戰爭賠款的噩夢連連，綿延不絕。概略統計，西方列強索要的主要賠款大致有：《南京條約》英國索賠2100萬（銀）元；《北京條約》英法兩國各索賠800萬兩；《馬關條約》日本索賠2億兩，另加「贖遼費」3000萬兩；《辛丑條約》各列強共索賠4.5億兩，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合計9.82億兩。當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銀）僅8000餘萬兩，僅庚子賠款，就須付出12年以上的全部財政收入。為了償還庚子賠款，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分擔以湊足款數。僅庚子賠款一項就成為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更何況還有其他賠款呢？所以，通過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給中國的賠款，使中國人喘不過氣來。 美國經濟學家吉爾伯特·羅茲曼等人說：「在義和團事件之後的年代裡，中國每年償還外債的數字是4200~4300萬兩白銀。此數幾乎佔到中央政府微薄收入的一半，超過了100年前清廷的全部歲入。」 為了償還因賠款而造成的外債，清政府除了動員一切社會剩餘外，還不得不借附有高額利息等條件的外債，僅1894~1901年的8項借款（匯豐銀行、匯豐鎊款、瑞記借款、克薩鎊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續借款、庚子賠款借款）所付本息銀數，在1899年均占歲入額的25.9%，占歲出額的22.8%，到1905年約占歲入額的41%，占歲出額的31%。 因而，面對著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戰爭賠款，中國社會很難有足夠的剩餘轉化為資本積累，進而保證工業化發展的資本需要。
二是缺乏社會剩餘向資本積累轉化的意識和機制，使得中國即使在近代及近代以前的時期出現了社會剩餘，也沒有向資本積累轉化，從而使得中國在工業化開始時並沒有一個資本積累過程。雖然按照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等人的觀點，進入近代之前的中國已陷入了「鎖定」狀態，但並不是說近代之前的中國就完全不發展了，甚至沒有任何社會剩餘了，而事實則恰恰相反。有人計算過，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的18世紀中晚期，清朝財政收入大約為4500~5000萬兩白銀（不包括地方和省級政府留用的額外附加稅收）。其中，1000萬兩用以維持中央政府開支（3/4為軍費），大約2500萬兩用於省級和地方政府開支（3/5用於軍費）。中央政府積累的剩餘額正常為每年700~800萬兩。 應該說，這個剩餘額是比較大的，但是，清政府並沒有把它轉化為發展經濟所需的資本積累，而是將其中的大部分用以津貼世襲的滿族旗軍，它們根本就沒有要將社會剩餘轉化為資本的意識。
進入近代以後直至清朝末年，農業生產還是有剩餘的，而且，在經濟學家看來，農業剩餘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工業化最為重要的資本來源。 根據王業鍵的研究，即使到清末年，農業畝產為243斤，當時的耕地面積為12.1億畝，在正常的情況下應該收谷2940.3億斤的糧食。當時人口為4.1億人，假定每人1天消費1斤糧食，則一年的糧食總消費量為1496.5億斤，約為生產量之半。這是正常狀態下的情形。中國的天災人禍幾乎連年不斷，收成只能以七成計算，約為2058.21億斤，還是足夠食用而有剩餘。如果能利用此500億斤的剩餘糧食充作發展工業用的資本，顯然是一筆可觀的數字。 但是，中國的清政府並不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沒有人想到以農業補貼工業、進行資本的積累與轉化。對照日本的工業化，可以看到，其工業化資本的最重要來源便是農業。根據明治政府的財政收入決算報告，土地稅收入（主要是農業稅收）占政府全部稅收收入的比率在1873年以前並不很多，如1867年12月—1868年12月為6.1%，1869年1月—1869年9月為9.7%。而從1873年起，這一比率便急劇上升，如1872年10月—1873年9月即達到71%，以後兩年分別為80.9%和78.5%。在直接稅的總額中，農業負擔的比率在1883~1887年是87%，到1910年時仍在50%以上，而農業在國內凈生產中的比率1883~1887年只有44%，1910年時只有30%。 具體而言，農業部門為日本工業化提供的剩餘，1888~1897年間為6200萬日元，1898~1907年間為10600萬日元，1908~1917年間為16100萬日元，1918~1927年間為29900萬日元。從1888~1902年，由稅收調動的農業剩餘資源約要佔到非農業投資的近60%。 由此可見，農業剩餘對日本工業化的貢獻有多大！
三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以及「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使得本來數量就不是很大的社會剩餘不是轉化為了工業資本，而是變成了土地資本，沉澱在土地中。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除了勉強滿足自己的日常開支之外，小農幾乎很少有剩餘。而出租土地的地主，依靠超過50%以上的地租率，聚斂了不少錢財，形成中國社會的分配不均。據研究，1880年的全國生產毛額為27.8億元。紳士竟然佔了6.75億元，高達24%。 而紳士僅有800萬人，不過全國人口的2%。2%的人口佔有了社會財富的24%，社會的財富分配是十分不公平的。按照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理論，社會的分配不公，應該是有利於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而中國的1/4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的紳士手中，他們是絕不可能將24%的生產毛額都消耗掉的。如果以10%的數字投資生產，便是一個高投資率的國家。 但這只是一個假設，整個清朝時期中國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為什麼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未形成有利於工業化發展的資本積累呢？這是與中國傳統的「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分不開的。傳統時期的中國人，認為土地是唯一的具體財富，有了錢便購買土地。即使不買土地，也是將現金窖藏起來，而鮮有以之投資一般工商業者。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阻礙了中國有限的社會剩餘向工商業資本轉化，使得工商業的發展始終無法擺脫資本瓶頸的制約。這種狀況一直到近代後期才有所改觀。
2、沒有一個保護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大的政府，從而使得發展經濟失去了其所需要的穩定、良好的環境。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曾指出：「國家越落後，一個開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圍就越大」，「軟弱的政府不能維持自己境內的秩序。」 羅斯托也說：「在政治方面，建立一個有效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是（起飛）前提條件階段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差不多普遍是起飛的一個必要條件。」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或發動工業化，一個強大的政府是所必須的。一般來講，一個強大政府的其功能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創造經濟增長的初始條件，推動資本積累，確定「增長極」，制定經濟計劃，維持政局穩定，創造良好環境，制定相關制度和經濟立法，解決社會沖突等。 在近代中國，軟弱無能的政府根本無法為工業化的啟動和建設提供服務和保護，中國近代的工業化在驚濤駭浪中曲折前行。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政局的相對穩定是經濟繁榮的前提條件，近代中國因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從而無法為工業化建設創造一個穩定、祥和的環境。
總的來說，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充滿了動盪和災難的時代。戰火綿延，不絕於天。就其大者，各類戰爭不下十餘次。僅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就有：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31年日本侵華戰爭、1937-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此外，國內還爆發了諸如太平天國戰爭、義和團運動等；為了爭權奪利，北洋軍閥以及新軍閥混戰又長達數十年。據統計，辛亥革命以後，1912~1922年10年間，全國發生的有一定規模的內戰179次，幾乎每個月一次；1912~1927年的16年間，北洋政權更換了13任總統，46屆內閣，平均15個月一位新「元首」上台，四五個月一個新政府宣誓就職。所有這些，使得近代中國工業化建設猶如風雨飄搖中的一艘隨時可能沉沒行船，密布風險。
❿ 誰能概括一下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歷程
1、近代工業的產生：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在中國設立工廠,是中國近代工業之始.這時期的外資工業主要是為外商對華貿易服務的.從1843～1894年,外國在華一共設立了191個工業企業,其中116個屬於船舶修造業和絲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業.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據估計到1894年止約近2000萬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兩項的便達1500萬元,占總投資額的75％.其餘75家工廠分別屬於印刷、食品加工、水、電、煤氣、火柴、服皂、制葯、造紙、木材、玻璃、水泥等行業,共擁有資本約500萬元,大多規模狹小. 外國在華創辦工業後20餘年,清政府開始創建用機器生產的工業.從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經營了21家軍用工廠（包括一家船廠）,所費資金從低估算在5000萬兩左右.其中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和湖北槍炮廠,規模較大,設備比較齊全,是中國近代工業創建時期的大型工廠.軍用工業是非商品生產企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聯系不甚密切,但它促進了19世紀70年代民用工業的興起.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由中國人自辦的工業企業大抵有船舶機器修造廠27家,機器繅絲廠約113家,機器綿紡織廠8家,其他輕工業工廠47家,共約195家.其中多數規模很小,資本額不詳,有不少甚至在籌建期中或投產後不久便告歇業.設備比較完備的企業大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如上海機器織布局、武昌織布官局和蘭州織呢局（見彩圖）等.商辦工廠如陳啟源經營的繼昌隆絲偈為華南繅絲業的發展起了引導作用；商辦船舶修造廠大多是從原來手工作坊基礎上添置一二部車床發展起來的,而到80年代逐步發展到修理和製造繅絲車和軋花機.以上近代工業的創辦,也標志著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確立.
2、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甲午戰爭後,民族矛盾日趨激化,抵制外貨,設廠自救的呼聲遍及全國.1895～1913年,中國近代民族工業進入初步發展時期,並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現了兩次投資工業的熱潮.這19年中,國內新創辦的、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廠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設24.6家,新投資總額達9822萬元,平均每年新投資為516.9萬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資本中80％以上屬於商辦企業,改變了甲午戰爭前以清政府投資為主的特點,民族資本成為本國工業資本的主體.同時在工業企業的地區配置上,開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漸向內地城市伸展.唯初步發展時期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重工業才見露頭,如創建於1889年的漢陽鐵廠,幾經改組,於1904年與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為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但1913年僅生產生鐵 9.7萬噸、鋼4.2萬噸. 在民族工業稍見發展的時節,外資在華工業憑借特權有了更為迅速的增長.據統計,這一時期中,外國在華設立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工廠共達104家（其中以外國資本為主中外合辦的有18家）,資本額4952萬元,為甲午戰爭前50年間投資總額的5倍以上.所以,在這段時間里,與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激增速度相比較,本國工業仍處於劣勢地位.
3、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914年,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主要參加者英、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轉入戰時經濟,放鬆了對遠東市場的追逐.中國民族工業遂獲得一個發展時機,從1914～1919年,新開設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包括礦場）共379家,資本額8580萬元,平均每年開設63家,新投資1430萬元.據1920年的統計,新設工廠的單位資本額在10萬至 100萬元之間的約占當時工廠總數的36％,而1914年則只佔11％,可見發展的速度和規模都超過了大戰前19年間所達到的水平.如果不是由於日本、美國利用歐洲列強無力東顧而乘虛加緊侵略,中國民族工業會有更大的增長.這一時期,日本加強了對華經濟侵略.它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燃料,在上海、天津、漢口、青島等地設立紡織廠.戰前的 1913 年,日本在華紗錠為11.1萬余錠,到1919年增加到32.2萬余錠,增加幾近2倍.在麵粉業方面情況也相似.1916～1920年,日資麵粉廠增設了4家,還有中日合辦的5家,設廠地點自東北而擴及天津、青島、濟南等地.外國侵略的加劇,激起了1915年反對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群眾抗議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些愛國運動也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4、民族工業的短暫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列強卷土重來,中國民族工業普遍地遇到了外國勢力爭奪市場的壓力.戰時發展迅速的綿紡織業這時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一方面,在相當多的中、小型棉紡織廠虧累擱淺的同時,若干大的民族資本紡織集團開始形成；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民族資本紡織集團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國壟斷資本的滲透和侵蝕,呈現了半殖民地中國工業活動中資本集中的復雜局面.值得指出的是,由民族危機引發的 1925 年的「五卅」運動和1928年「五三」抵貨運動,也曾給這一時期的民族工業如紡織、麵粉、卷煙等業的發展以有力的推動.據估計,1920～1928年,新投入的工業資本在3億元左右.中國工業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遇到了市場危機的威脅.國民黨發動的反人民內戰削弱了廣大人民的消費能力；東北廣大市場和資源被日本侵略者霸佔；西方列強為了轉嫁經濟危機,跌價傾銷進口商品；連同日本在華北的嚴重走私等等,造成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出現了物價下跌而銷售遲滯的景象,迫使工廠停工減產.1933年,棉紗價格跌落之巨為10年來所未見,全國紗廠虧多盈少；同年,上海麵粉價格狂落,存貨堆積,使部分工廠停工.這種景況一直持續到1935年.1936年,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法幣政策、通貨貶值的刺激,物價轉升,市場購銷情況有所改善,工業生產開始上升.可是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沿海、沿江戰火波及地區,工業設施迅遭嚴重破壞.僅上海一地,據當時上海社會局調查:受損害的工廠約2000餘家,損失總額在8億元左右.中國民族工業遂因戰爭的破壞而中落.這一時期,除了東北地區已全部淪為殖民地經濟以外,國民黨統治區外國資本的力量也在迅速膨脹.1936年的統計表明：外國資本大體上已經控制了中國生鐵產量的95％,鋼產量的83％,機器採煤的66％,發電量的55％,在紡織工業中則佔有紗錠數的46％和織布機數的55％.十分明顯,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外國在華工業資本確立了壟斷地位.
5、抗日戰爭以後的萎縮工業：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戰區工廠內遷,連同大後方新設工廠,比較偏僻的西南地區逐漸成為民族資本工業的陣地,重慶成了後方工業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萬縣、瀘州、宜賓,雲南的昆明,貴州的貴陽,廣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陽、祁陽、芷江、沅陵,陝西的西安、寶雞,甘肅的蘭州等城市都陸續發展成為後方的新工業區.就資本狀況看,當時以四川和雲南的私營工廠規模較大,而湖南、廣西的工廠規模較小,總的說來都較戰前為弱.但由於國民黨政府推行錯誤政策,使一度興起的後方工業,到1943年便陷於停工關廠的困難境地,其後幾年中艱難竭蹶的情景更見嚴重.抗日戰爭時期,表現在中國經濟上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官僚資本的形成和膨脹.國民黨統治集團憑借國家政權,巧取豪奪,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利用戰時經濟統制,借用「公營」名義,控制工業企業.1942年後方共有工廠3758家,官營工廠在數量上雖只佔17.4％,但所擁資本額占總資本額69.5％,所擁動力設備佔全部動力的42.2％,官營工廠平均每廠動力有100匹馬力,而民營廠只有26.7匹馬力.其後數年,官、私工廠在這些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及至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沒收日偽財產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資.其中接收日偽工廠便有2411家,作價標賣的不過10％,其他絕大部分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官營工業.1948年,官僚資本佔有全國產業資本的80％,控制了全國鋼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電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屬的100％,水泥的45％,紗錠的38％,織布機的60％,棉布的73％,棉紗的39％,毛織品的50％,食糖的65％,紙張的30％.在這種情況下,民營工業處於受壓制和被排擠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官僚資本主義是一種腐朽的生產關系,它投靠帝國主義,嚴重地壓制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 原因：1官僚資本主義的阻撓 2美貨的泛濫 3 內戰的影響
6、新中國對民族工業的改造：新中國成立以後,通過人民政府的沒收官僚資本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19世紀末以來,贛閩粵邊區各縣相繼降生的近代工業絕大部分轉變為國營企業.例如,1949年,瑞金縣人民政府接管民國政府員工印刷所的設備開辦瑞金新華印刷所,1956年,"昌明"、"福興"私營印刷所並入,新華印刷所更名為江西瑞金印刷廠1950年,長汀縣人民政府接管舊政府田賦處的碾米設備,籌建了縣 近代機器辦第一家國營工廠--第一碾米廠；興寧縣第一染織廠則是1951年由西庄、睦仁、霖興、大同、福利、農業、勤信、合眾、集泰等9家全縣較大的私營布廠合營的,1955年被批准為公私合營,定名為"地方國營興寧第一染織廠".1924年創辦的妙培爐鐵廠,1950年為平遠縣人民政府接管,易名為妙培爐人民鋼鐵廠,後來發展成為平遠縣國營鋼鐵廠.1955年,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梅縣共有海源、復興卷煙廠、光明電燈公司等13家私營工廠先後參加了公私合營；1956年,增加到18家；1958年至"文革"初期,上述工廠全部轉變為國營工廠；其中由海源煙廠、復興煙廠合並的公私合營企業--梅縣卷煙廠就是1960年過渡到地方國營企業的.於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贛閩粵邊區各縣建立的地方國營工業企業中,清末民國以來邊區降生的近代工業很快實現了所有權的轉制,成為人民政府所有的經濟實體和新中國公有經濟的主體.這些公有制純度高的工業經濟,在後來的城鄉分割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弱化了其對農村經濟發展應有的影響力.在80年代中期以後,它成為三邊地經濟改革主要對象,並在實現轉制轉軌中逐步融入世紀末三邊地區工業化與市場化的歷史進程中.對於這一部分工業企業,本書後面將不再另外給予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