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提供20亿马克贷款

❶ 欧美拒绝投资，在中国人手中却变废为宝的是哪里

中国近几年来的发展想必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一跃成为了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外媒们看到我们中国如今的发展更是纷纷赞叹，因此中国也有着“基建狂魔”的美誉，修建的高铁、公路、打大坝等都让世界惊叹。

后来在我们中国的管理运营下，仅仅四个月的时间，所运营金额就达到了他们一年运营的金额，还给当地建设了一个大型的炼油厂等等，将它变成了一块“宝地”！

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家看到斯里兰卡的发展，在2018年6月25日的时候发文称道：中国是早有预谋！用债务来逼斯里兰卡交出港口，还说我们中国早就盯上了港口的战略价值！

但好在，斯里兰卡的人们并不相信，大声斥责这些报道的不实消息，声称每次和中国贷款求助都能够得到肯定的回答，和中国合作对斯里兰卡有利无弊。

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呢？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去斯里兰卡旅游吗

❷ 20世纪20年代,国际形势发展有何特点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这两次大战虽然都根源于帝国主义，但却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现为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直接厮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表现形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不仅在时间上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且在内容上也明显体现出两战之间的过渡。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在相对稳定的凡尔赛体系下，酝酿着力量对比的变化，成为走向围绕以法西斯挑起的局部战争、世界大战而展开为特征的30年代国际关系的阶梯。

一、20年代的苏俄外交活动

苏俄的诞生，揭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长期并存、互相对抗的历史序幕。20年代的苏俄外交，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孤立，为苏俄开创出生存和发展的国际条件。

对形势的判断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在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新生苏维埃政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苏俄领导人曾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列宁在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七大的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①

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苏俄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但预期的十月革命将引发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局面也未出现。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保持住革命的成果。由此，苏俄领导人在客观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新认识。1920年11月，列宁指出：“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②1921—l922年间，列宁多次阐述了这样的认识：“目前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 ③。

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使苏俄的经济面临及其严峻的局面。苏俄为实现向和平建设过渡，需要一个和平和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合作的国际环境。争取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成为苏俄政府的头等外交任务。

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在武装干涉失败后并未罢休，他们转而指望用经济手段改变苏维埃政权的性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声称：“我们没有能用武力恢复俄国。我相信，我们能通过贸易做到这一点并挽救它。” ④帝国主义国家策略的改变表明，他们虽然仍继续坚持敌视苏俄的立场，企图以贸易手段改变苏俄的社会性质，但已不能无视苏俄的存在。

列宁在深刻地洞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为苏俄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对外政策的任务及策略。列宁指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虽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即对我们来说是唯一可靠的胜利，但是却给自己争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与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列宁认为：“现在我们要谈的已经不只是喘息时机，而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为此必须正确地估计帝国主义竞争的紧张局面，“必须不断地利用它们之间的争斗，使它们难于同我们作斗争”⑤，在防备突发武装斗争的同时，利用国际形势中“极不稳定的均势”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较长时期和平，摆脱在国际上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局面。

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政府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以贸易为突破口，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1921年，英国在经济危机打击下，为重新打开俄国市场并对苏俄政局施加影响，主张同苏俄进行经济贸易往来。3月，苏英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意味着英国实际上承认了苏俄的存在，标志苏俄迈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的第一步。到年底，苏俄已同德、奥、意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贸易协定。

1921年10月6日，19个资本主义国家以苏俄出现饥荒为由，在布鲁塞尔召开“援助苏俄”会议，提出以苏俄偿还沙俄政府欠下的外债和发还苏俄政府没收的外国企业为条件，考虑给予苏俄救济和贷款。10月28日，苏俄政府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强调“任何民族都没有义务去偿付多少世纪以来束缚它的锁链的代价”，但建议在各大国承认苏俄、与苏俄缔结全面和约并向苏俄提供优惠贷款的情况下，就偿还战前沙皇政府所借外债问题“尽速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⑥。

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作出了反应。1922年1月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戛纳会议上决定，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邀请苏俄和德国代表参加。会议决议宣称：一些国家不能强行规定另一些国家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建立其所有制、经济生活和管理方式；每个国家有权力为自己选择它所喜欢的制度。决议规定：在外国资本对一国提供援助时受援国要保障外国资本不可侵犯并获得利润；承认本国历届政府过去或将来签订的或担保的一切债务和义务；承认对于没收或国家接管财产给外国利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有赔偿的义务。决议声称：只有苏维埃政府接受所有上述条件，协约国才予以承认。会议通过了给苏俄的邀请书，表示希望苏俄政府领袖列宁亲自出席预定的会议。戛纳会议表明，西方国家虽然顽固坚持被十月革命废除的经济特权，但不得不准备同苏俄进行交往。

苏俄政府从戛纳会议决议的矛盾中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态度的变化，同意了邀请，并随即选出了列宁为团长的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列宁最终未能参加会议，但他为代表团制定了细致周详的谈判原则、方针和具体策略。

l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在热那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英、法、意、日、比、德、苏等29个国家和英国的5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会议上，苏俄代表声明：苏俄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也承认旧的社会制度和成长中的新社会制度可以共处，代表这两种所有制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普遍的经济复兴是绝对必要的。苏俄出席会议的目的，是为在互惠、平等和完全无条件的承认的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及工商业人士建立事务性联系。协约国方面表示，苏俄若接受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欠的184．96亿卢布的债务、归还没收的外国企业、放弃外贸国家垄断制、让外商自由贸易等条件，可贷款给苏俄2000万英镑。苏俄代表以提出反建议的形式驳斥了上述要求，并提出一项反要求：赔偿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给苏俄造成的总计约390．4479卢布的巨大损失。德国代表批评了战胜国的政策，认为各战胜国是在力图损害德国的利益和幸福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英国方面私下里表示，可以同意不归还外国人的财产，而以租借方式补偿。这个略带妥协的方案被法国否定。由于苏俄的主张遭到了英、法等国的反对，会议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联盟，苏俄代表利用德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向德国提出建立两国平等关系的建议。德国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和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同意苏俄的建议。1922年4月16日，两国在热那亚近郊的拉巴洛签订了双边协定。拉巴洛条约规定：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贸易、经济和法律关系享有最惠国待遇；两国互相放弃对战费、战争和非战争损失的赔款要求。拉巴洛条约是苏俄同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协定。它既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阵线，也冲击了奴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有助于双方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拉巴洛条约所采取的互相取消一切赔偿要求，恢复正常关系，密切经济联系的原则，为以后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创了先例。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对热那亚会议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但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难以同苏俄达成协议。历时40天的热那亚会议在没有签订一个协定，毫无具体成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不久之后召开的海牙会议，依然没有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苏俄的分歧，同样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

热那亚会议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既要遏制苏俄，又迫切希望同苏俄进行贸易往来的矛盾心理，其最终结局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尽管如此，热那亚会议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同有社会主义苏俄参加商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俄从军事冲突到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转折意义。l924年，英国和意大利在没有坚持首先偿还债务的情况下，与苏俄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英、意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至1925年，苏俄基本上实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二、对凡尔赛体系的两次重大调整

凡尔赛体系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争斗妥协的产物，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种种矛盾。随着其自身矛盾发展导致该体系不稳定因素增长，出现了在德国赔款和欧洲安全保障两大问题上对该体系的局部调整。

德国赔款问题是巴黎和会未解决的战后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法国为彻底削弱德国，补偿自己巨大的战争损失，恢复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希望最大限度地从德国榨取赔款，使德国一蹶不振。英国为保持欧洲大陆势力的均衡和商品市场，主张不过分削弱德国。美国担心如果德国无力支付赔款，则英、法就有了不向美国偿还战债的理由，反对向德国索取高额赔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英、法的坚持，确定了德国偿付巨额赔款的原则。其后，三国都力图把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中，使问题按自己的意愿去解决。

1921年4月，赔款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合330亿美元。德国政府采取了“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对策。1922年，德国政府以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为由，要求延期支付全部赔款。英国支持德国的要求，并提出了允许德国延期交付和将赔款总额减为500亿金马克的建议。由于法国强烈反对这一建议，英、法分歧加深，德、法矛盾激化。

l923年1月爆发的鲁尔危机，是法国谋求一战后欧洲霸权的一次尝试。鲁尔危机使法德双方面临政治经济危机。在英美的压力下，德国结束了“消极抵抗”，法国也被迫同意重新研究德国赔款问题。鲁尔危机的结局表明，法国无力单独承担维持和平、管辖欧洲的重任，打算凭借凡尔赛和约确立欧洲霸权的企图最终落空。

1924年9月1日，以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所谓“道威斯计划”开始实行。该计划的主要精神是：首先稳定德国的金融，复兴德国经济，在此基础上索取德国经济能够承受的赔款。计划规定，由美、英等国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的贷款，帮助德国稳定金融恢复经济，德国的财政经济由以美、英为首的机构总管监督。计划还要求法、比从鲁尔撤军。道威斯计划使德国赔款问题的控制权由法国转到了美、英手中。计划对于德国赔款的总额没作明确规定，意味着英、美、法、德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的15年中，德国从美、英两国得到200多亿金马克的贷款，同期，德国支付的赔款仅为110亿金马克。大量贷款流入德国，使德国经济起死回生。l927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回复到战前水平，1929年再次成为欧洲的第一经济强国。随着大量美元流入德国，美国加强了对欧洲的经济渗透及对欧洲国际事务的影响。英国实现了联合美国、打击法国、扶植德国的欧洲均衡政策目标。鲁尔危机结束后，欧洲的紧张局势也得到缓和。

道威斯计划未规定赔款总额，不是一个最终方案。1928年，德国以经济困难为由，提出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要求，得到美国支持。次年，“杨格计划”出台（1930年1月正式生效）。杨格计划作出了缩减德国赔款总额20％等规定。杨格计划实行仅仅半年，德国又因经济危机请求延期支付赔款及其他债务。美国担心如果德国经济崩溃会影响欧洲政治经济秩序及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利益，宣布赔款及一切政府之间债务延期一年偿付，但其他国家欠美国的债务不能取消。由于德国的财政状况继续恶化，1932年6月，有关各国在洛桑开会，决定把德国的赔款总数削减到30亿金马克，但先决条件是必须妥善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由于美国在战债问题上不肯做任何让步，洛桑协定最后未获批准。此时，面对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国际形势，德国不再支付赔款，各国也闭口不谈偿还债务问题，贯穿于20年代的赔款和战债问题不了了之。

围绕德国赔款问题，战胜国之间、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多次展开冲突与协商，带来了凡尔赛体系的调整，总的方向是减轻对德国的经济处罚，打击战后初期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抑法扶德。德国因此得以逐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束缚，实现经济复兴，为其最终用武力挣脱凡尔赛和约提供了条件。

欧洲安全保障问题是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道威斯计划通过后，法国更急于尽快解决安全保障问题，提议法、英、比三国结盟，以保证不受德国侵犯。德国希望通过适当满足法国的要求，来换取进一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于1924年9月，提出了加入国联和协约国撤兵莱茵区的要求。英国为继续实行“势力均衡”政策，既希望缓和因鲁尔危机恶化的英法关系，也企图以对德让步来离间它和苏俄的关系，主张通过缔结保安公约来解除法国对安全问题的担忧。这样，法、德、英等国虽各有打算，但都希望欧洲安全保障问题能够解决。其间，法国曾要求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安全也提供保证，以便维护其东欧盟国，但在英、美两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这一要求。

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会议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和7个条约，此外，德国分别同法、比、波、捷签订仲裁条约，法国也分别同波、捷签订相互保证条约，这些条约总称洛迦诺公约。公约规定，德、法、比三国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德法、德比之间的领土现状，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但在德、英的坚持下，该公约没有规定德国承担维护德波、德捷边界现状的义务，这反映了德国迫切要求收回东部被割让领土和英国力图牵制法国的意向。

为了笼络和控制德国，洛迦诺公约规定，德国必须参加国联，公约才能生效。但德国为维持其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以此作为修改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筹码，提出要以对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即对所谓“侵略国”共同制裁）持保留态度作为加入国联的先决条件。德国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

洛迦诺公约是对凡尔赛体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它使德国重新加入了帝国主义强国行列，大大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英国成为法德之间的仲裁者和法国的保护人，取得了平衡欧洲力量的有利地位。法国则丧失了对德国的制裁权，东欧同盟体系遭到削弱，并将本身的边界安全置于英、意两国的空头保证之下。

在整个20年代，虽然凡尔赛体系一直是构成欧洲国际关系的基础，但是，这一体系是建立在对战败国德国实施惩罚的凡尔赛和约基础之上的。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德国增强了经济实力并提高了国际地位，然而作为德国遭受惩罚耻辱象征的凡尔赛和约却依然存在。既然协约国集团不愿放弃凡尔赛和约，也就注定了凡尔赛和约日后的命运。

纵观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国际关系，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通过相互之间激烈复杂的对抗和较量而出现了和平共处局面；二是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虽然导致了某种妥协，但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酝酿国际冲突的根源。

❸ 德国在一战后自始至终一共到底赔了多少款

1920年6月，赔款委员会首先就赔款总额做出规定，即德国应支付2690亿金马克，赔款委员会还确定了各国应得赔款数的比例，其中法国最多，占总数的52%。但在赔款问题上分歧很大，直到1921年4月，英、法、美、意、日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才最后决定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每年必须偿付20亿金马克。这样巨额的赔款实际超过了德国当时的经济能力。德国利用战胜国内部英美同法国的矛盾，对赔款采取“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千方百计地破坏和抵制赔款的执行。1922年7月，德国政府以通货膨胀，财政危机为理由，请求延期支付赔款，英国政府支持德国的要求，提出减少赔款总数和延期支付赔款的方案， 11月，德国古诺政府上台以后，走上公开对抗赔款的道路，要求无限期地延期偿付全部赔款，法国表示强烈反对，并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来惩罚德国。

1923年1月11日，法国联合比利时出兵10万占领鲁尔，声称要以“产品抵押”，向德国强索赔款，挑起鲁尔危机。德国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一面提出抗议，一面采取“消极抵制”的策略。鲁尔工业区的工矿企业，铁路邮电陷于瘫痪，德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导致通货膨胀，马克形同废纸，德国经济濒临崩溃，人们生活急剧恶化，群众反抗情绪强烈，工人罢工，同年10月汉堡爆发工人起义，革命危机使德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十分恐惧，急于寻找解决赔款问题的途径。同时，法国占领鲁尔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不仅没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本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迫切希望获得解脱，在英美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议，重新审查赔款问题。

1923年12月，英国政府建议美国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赔款问题，并由美国充当赔款问题道仲裁人。美国政府虽然拒绝正式参加会议，但声明美国专家可以被邀请。陷入困境的法国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1923年11月，赔款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任主席的专家委员会。1924年4月9日，该委员会向赔款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德国赔款问题建议书，即“道威斯计划”。8月，协约国伦敦国际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个计划，同年9月1日计划生效。计划的主要内容是：①对得国赔款总数和支付年限未加确定，只规定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度德国应支付10亿金马克；②德国赔款的支付来源是工业企业和铁路的利润，以及关税和日用品间接税；③向德国提供一笔8亿金马克的国际贷款，以帮助它平衡预算和稳定通货，贷款大部分由美国提供；④德国的财政经济受协约国代表监督，监督权集中在赔偿事务总管手中。德国接受了该计划，法比宣布在计划实施一年内从鲁尔撤军。道威斯计划为外国资本，特别是为美国资本流入德国打开方便之门，从而使德国经济又运转起来。据统计，从1924—1930年美国给德国的贷款达2475000000美元。在美元的滋润下，德国工业企业进行了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采用新的技术装备，推行“合理化运动”，从而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不但恢复了战前的生产水平，而且从1925年起就出现经济高涨的局面，1927年，德国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一战前的水平。1929年，德国工业产量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与此相适应，德国的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大大改变了战败国地位。

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第一，随着美元大量涌入德国，美国不但在德国赔款问题上，而且在整个欧洲事务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英国的均衡战略也取得一定成功，既削弱了法国，又扶植了德国；第三，法国失去了在对得赔款问题上的主宰地位，对于它在争夺欧洲霸权的野心是一个打击；第四，德国利用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其日后冲破凡尔赛体系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第五，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符合了帝国主义的共同愿望，因为它们正想利用德国作为反苏的先锋。道威斯计划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打下了经济基础，在美元英镑的滋润下，德国的战争机器又得以运转起来，这就埋下了未来更大冲突的火种。

道威斯计划有着严重的缺陷，它并未规定赔款总额和偿付年限。1928年，德国政府借口经济困难，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经协商决定另组专家委员会讨论德国赔偿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1929年2月，新的专家委员会在美国金融家杨格的主持下开始工作，6月，提出了新的赔款计划，即杨格计划，这个计划在1930年1月协约国海牙会议上通过。杨格计划的主要内容有：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139亿马克，分59年付清，平均每年近20亿马克，遇到经济困难，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延期支付；赔款来源为铁路收入和国家预算；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监督，由美、英、法、德、比、意、日7国组成“国际清理银行”，处理赔偿事务，并在德国经济不景气时提供援助等。

杨格计划大大减轻了德国赔偿的负担，进一步放宽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使得赔款问题逐步向有利于德国的方面转移，为德国经济军事力量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杨格计划也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对德国经济的控制，它从总体上代表了美国的利益和要求。

杨格计划制订不久，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德国，德国政府请求延期支付赔款。1931年6月，美国总统胡佛为保护美国在德国的巨额投资，发布“缓债宣言”，宣布美国愿意以延期偿付战债为条件，同意德国延期支付赔款，期限为一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德国仍无法支付赔款，1932年6月，有关国家在洛桑举行会议，签定了《洛桑协定》，协定规定德国的“最后赔款额”为30亿马克，这30亿马克，在停付3年后，于37年内分次付清。实际上，德国连这笔赔款也没有如数偿付，不久希特勒上台，一笔勾销了赔款义务。这样，争吵长达十多年之久道德国赔款问题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局面的崩溃，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建立，而不了了之。

可以看出，一战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赔款本意是惩治德国，削弱德国实力，而德国却巧妙的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抓住机会，以增加偿债能力为借口，大力引进外资，利用美元和英镑来发展军事工业，为希特勒的扩张侵略准备好了物质基础，可以说，一战后赔款计划的实施所取得的效果却与本意相违。但这为二战后国际政治家们在规划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时提供了经验，从而没有重蹈覆辙，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不菲的贡献。

❹ 凡尔赛条约的历史意义及对中国的影响

1、历史意义：

《凡尔赛条约》（英文：Treaty of Versailles，又称：《凡尔赛和约》），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对战败国（同盟国）的和约，其主要目的是削弱德国的势力。

1918年11月11日，双方宣布停战，在经过长达6个月的谈判之后（也即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这项条约得到了国际联盟承认，并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这也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2、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代表因对会上欧洲列强处理中日青岛问题时故意偏袒日本，无视中国利益，愤而离席（转而与德国另签和约），这一事件进而引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美国在国会表决时多数反对，也未签署凡尔赛条约。

(4)向中国提供20亿马克贷款扩展阅读：

凡尔赛条约的谈判过程：

谈判于1919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开始。1870年德国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并统一德国后德皇曾在此举行加冕仪式。来自38个国家的70名代表参与了谈判。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俄国因于1917年和德国单独媾和且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家政权也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从1919年三月开始，谈判由五个战胜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委员会”主导，该机构组成复杂，矛盾重重，难以做出有效决定。

谈判过程中日本和其余各国外长先后退出十人委员会，实际上只剩“四巨头”，后意大利因对南斯拉夫的阜姆（现里耶卡）的领土要求被拒绝也退出时。

最终的谈判由三大国（英国、法国、美国）的政府首脑，即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把持，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埃曼努尔·奥兰多的作用微乎其微。

甚至不准德国参与条约讨论。因为各国谈判目标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每个决定都是经过“不愉快的妥协”后才能达成。亨利·基辛格称之为“美国式理想主义和欧洲式偏执狂之间的脆弱妥协”。

❺ 从晚清到二战前夕，德国为何一直对华援助合作

题主为什么会觉得德国一直对华援助合作？我觉得正常的贸易不能算援助，而且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被德国坑过。早在晚清时代，晚清就从德国订购军舰、枪支、大炮等武器。不过这都是正常的军火贸易而已，并非援助。当然，德国的军舰报价比英国便宜些，不过这也主要是因为德国当时军舰设计、建造都远不如英国，急需打开市场，并非为了给清政府提供援助。

以德国提供的150毫米榴弹炮为例，34年中国购买的24门FH-18型150毫米榴弹炮德国报价154629.45元一门，折合45461.05美元，是比德军自己采购价格贵了3倍。还有从德国购买的军车，给中国的报价直接翻倍。至于德国人把出口到中国的装甲车上原配的MG34给拆了，换成MG13这种小花招就不要去说他了。所以德国和中国当时最多算军火贸易，不能算援助。

❻ 抗日战争时期有哪些国家援助过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有如下国家援助过中国：

1、美国(美利坚合众国)。

2、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3、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抗战初期）。

4、英联邦国家（以英国为主体，由54个国家组成的联盟）。

5、对中国援助最早的是德国，但后因日本向其施压便停止了援助。

在二战之前，德国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截止到1936年，德在华投资达1.364亿美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德国两次向中国提供价值上千万马克的作战物资，借给中国的款额高达10亿马克。在德国的帮助下，30年代中国兵器工业发展较快，一些武器性能已赶上西方。

对中国帮助最大的是美国

美国援华政策开始于欧洲战争爆发后。1938年底到1940年11月，美国援华贷款总计达1.7亿美元。1941年1月，罗斯福宣布：“决心全力支持坚决抵御的各国人民，从而使本半球避免战争。”4月，美国援助了中国45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接着又对华贷款5000万美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贷款5亿美元，并与国民政府签订了8.7亿美元的中美租借协定。1941年8月，美国将陈纳德创立的美国义勇航空队（飞虎队）正式编入正规军，参加中国战场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英国：日本占领华南、华中后，英国感到在华利益受到严重侵犯，先后对华援助贷款约2400万英镑。英国民众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向中国的抗日前线捐钱捐物。

苏联：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几年，中苏签订了3笔共2.5亿美元的援华贷款。另外，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中国从苏联得到985架飞机，1300多门大炮，14000多挺机关枪和205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装备。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6个飞行中队的志愿航空队，协助国民党政府建设空军和参加对日空战。这一时期，苏方在华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665人。在二战期间，是中国重要的外援力量。

除了以上这些国家，法国、加拿大、丹麦、菲律宾等国抗战期间也纷纷伸出援手，对中国有不同数目的借款援助。

但在抗战期间我国华侨华裔也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❼ 苏联对中国贷款援助是多少

建国后，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
1960年8月9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报告说，从 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提供的数字，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 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1965年可还清。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 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 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 1974)》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 1951 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根据查阅近几年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❽ 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的尝试

苏联对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 1935～1937年苏联对德政策除了采取集体安全政策之外，还尝试着与德国和平共处，建立正常的政治关系，当时独特的国际环境和苏联领导人矛盾的心理为后者的实行提供了条件。苏联对德国和平共处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这种尝试干扰和削弱了苏联长期追求集体安全的努力，而且为以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拉开了序幕。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建立法西斯独裁之后，德苏关系迅速恶化，面对德国的威胁，传统观点认为，苏联奉行的是集体安全政策，希望通过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制止和挫败法西斯侵略，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保卫苏联该国的安全。其实在苏联追求集体安全的同时，亦在不懈地努力与德国和平共处即追求自身安全。苏联对德和平共处的尝试对以后苏德关系的发展乃至整个国际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希特勒上台之际，德国正受1929年世界性大危机的冲击。这次危机对德国的打击十分严重，希特勒虽仇恨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但为了恢复面临崩溃的经济，他也不愿失去苏联这一巨大市场和原料产地。在希特勒授权下，德国经济部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联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卡迪拉克被派往柏林，与德国进行贸易谈判。1935年4月，双方达成两国间第一次贸易条约。德国贷款20亿马克给苏联，苏联5年之后偿还，利息为2%。6月，施切特又提出进一步密切两国经济往来，准备向苏联提供一笔价值为100亿马克的贷款使苏联能够购买德国的商品。作为交换，苏联向德国提供石油和其它原料，而且还暗示，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扩大，两国政治关系有望改善。据当时苏联驻德大使参赞，与德进行经济谈判的另一位代表谢尔盖·贝松诺夫向莫斯科作的汇报：“在施切特看来，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中国繁荣的保证。……施切特重申，……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由希特勒批准而正在执行着。”
对于施切特的建议，卡迪拉克认为苏联应该接受这笔贷款，而李维诺夫则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德国用来破坏苏法关系的计谋。”于是，卡迪拉克被通知不要讨论新贷款。但是，在7月15日与施切特的会谈中，卡迪拉克却表示苏联政府愿意接受新的贷款，不过有关谈判要推迟至第一批贷款用完为止。此外，卡迪拉克明确表示希望能借机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对此，施切特的态度很冷淡。
卡迪拉克为何忽然提出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是按照政治局的命令行事，还是有自己的动机，这已无据可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卡迪拉克的来历不小。据当时苏联驻柏林大使的新闻秘书哥奈金回忆：“卡迪拉克明显地给我们一个印象，他从斯大林个人那里得到秘密的指示，并在与德国的经济会谈中享有特别权力。贸易代表们和外交工作人员都清楚，卡迪拉克很接近斯大林……他不顾李维诺夫和他同事的反对，积极试图在苏联和希特勒政府之间建立桥梁。”
卡迪拉克又凭什么认为德国有与苏联发展政治关系的可能性呢？这反映了苏联国内对德政治形势的一种分析。当时苏联部分高层领导人存有这样的想法，由于德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农作物减产，通货膨胀，严重的食品短缺等问题已经促使纳粹统治集团的分裂。包括军界、工业界和政府高层的部分人开始反对希特勒采取的反苏政策。受这一形势的鼓舞，苏联希望通过扩大两国经贸交流，借助这部分反希特勒的势力最终促使德国放弃反苏政策。卡迪拉克无疑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
施切特的冷淡态度并未使苏联灰心。1935年11月底，苏联驻德大使雅各布·苏雷兹带着政治局的新指示回到了柏林。任务有两个：一是展开外交主动，试探德国国内是否存在反希特勒的反对派；二是苏雷兹以驻德大使的身份，继续寻求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可能性。为此，苏雷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会见了包括戈培尔、罗森伯格、伯鲁姆伯格等主要纳粹分子。经过广泛接触，苏雷兹得出结论：“所有我接触的德国官员都加强了我以前的想法，希特勒所制定的反对我们的计划将保持不变。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不能指望任何重大的改变。……他们认为在目前，要软化他们的反苏政系，对我们来说唯一可以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德国的急需与他们建立正常经济联系，更确切地说是获得我们的原料。”鉴于这一形势，苏雷兹认为“加强经济联系对德苏两国都有利。……毫无疑问，经济联系加强必将加强我们在德国的基础。当目前的德国领导人由于以后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而被迫改变政策时将会使苏联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
李维诺夫接到苏雷兹的报告十分不满。他立即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观点完全相反的报告，强调苏雷兹所期待的德国反苏政策的转变是不可期待的。李维诺夫还指出，他不反对与德国有经贸交往，因为停止经贸关系将会导致与德国断交，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他更指出：“在最近的将来，在改善两国关系没有希望的背景下，我认为把苏联的经济政策完全被德国牵着走是错误的。”因此，李维诺夫提出把与德国的贷款金额限制在10～20亿马克是适当的。另外他还要求苏联的新闻机构展开反击，驳斥德国舆论界对苏联的恶意攻击。斯大林似乎没有支持李维诺夫，因为苏雷兹回到柏林后，又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12月2日，苏雷兹和贝松诺夫与德国外交部东方司主管罗丁格尔（Roediger）进行了会谈。苏雷兹询问德方如何才能建立类似《拉巴洛条约》的事宜，贝松诺夫甚至提出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对于苏联的主动，罗丁格尔一再表示自己是拉巴洛政策的忠诚支持者。但是苏联所有的建议还是被拒绝了。事后，贝松诺夫在向莫斯科提交的报告中肯定了德国内部存在希特勒的反对派。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特别感兴趣，而且对于苏联不反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感到欣慰，这有助于他们在将来夺取政权[11]。苏雷兹同意这一结论。12月13日，他写信给李维诺夫：“苏德关系正常化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正成为德国高层领导议论的话题……德官方的反苏政策正遭受批评。这些批评不仅来自国防军、施切特和外交部而且还来自纳粹党本身的某些部门。对此，李维诺夫不以为然。他在19日给苏雷兹的回信中说：“不管怎样，我总有疑问……国防军、工业家和希特勒身边的一些人反对希特勒没有什么大惊小怪……这没有丝毫新意。”
当苏雷兹忙于与德国接触时，卡迪拉克继续与德方进行贸易谈判。显然他受到高层的指示，不顾李维诺夫的反对，表示苏联愿意接受德国更多的贷款，大约50亿马克。苏联的态度十分积极。谈判中德国曾要求苏联用黄金和其它硬通货抵赔债务并禁止向苏联出口军事设备，双方吵得相当激烈，但最终双方还是成功地达成妥协，眼看就要签订新的贷款协议。然而在1936年3月，德国突然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公然违背《凡尔赛和约》的领土条款，苏联断然中止了与德国的经贸谈判。
新贷款协议的破产，表明李维诺夫所倡导的集体安全政策取得暂时的胜利。但卡迪拉克和苏雷兹三番五次不顾李维诺夫的反对，积极探求与德国改善关系，至少表明苏联最高决策层在考虑对德政策是犹疑不定，左右摇摆，有时甚至彼此矛盾。
1936年1月，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着力强调要与德国和解：“……尽管我们不追求贷款……我们没有拒绝，现在也没考虑要拒绝贸易建议。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而不考虑这些国家暂时是处于哪派政治力量统治，这是符合苏联政府一贯政策的，我们认为这也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后来，莫洛托夫在回答记者询问与德国恢复关系的可能性时，他这样回答：“在德国公众中，某些人对苏联有敌对态度，特别是德国领导人不断重复反苏的演讲，但是公众的主要倾向（能够决定对苏政策）认为改善苏德关系是可能的。”与莫活托夫不同，斯大林在接受美国记者罗伊·哈沃德采访时，不时地提到苏德间的对抗：“在我看来，存在两个战争危险中心：一个是在远东日本地区……；第二个危险地区是在德国……。到目前为止，远东战争危险中心一直是最活跃的。然而，有可能从远东转移到欧洲。这种迹象从希特勒接受法国报刊采访时表现出来。在那次采访中，他努力去谈和平，但是他的和平主义充满了对法国和苏联的威胁。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东西。”
苏联对德政策的摇摆，为德国提供了可乘之机。苏德贸易谈判虽由于德国占领莱茵非军事区中断，但德国人仍不断提出要扩大苏德贸易。施切特多次询问卡迪拉克，什么时候就贷款问题重开谈判，但强调在贸易谈判中可以不提阻碍双方经贸发展的政治问题。苏联却不这么认为。5月4日，卡迪拉克在宴请德国高级官员时明确提出，苏联认为施切特提出的进一步密切苏德经济关系是可行的，同时强调政治问题也肯定能用同种办法解决。
为了加快与苏联重开谈判，1936年5月，赫尔曼·戈林被任命为一个新的原料和商品交换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与卡迪拉克的经贸会谈。5月13日，在他与卡迪拉克的会谈中表示，他的任务就是要使苏德关系更加密切，不仅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也是如此。戈林认为加强政治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和扩大双方的贸易关系……。戈林的讲话被苏联看作是德国高层领导人有意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暗示。于是卡迪拉克立即飞回莫斯科寻求指示。8月9日李维诺夫突然写信给卡迪拉克，让他转告德国方面，如果德国允许苏联进口他们的军用设备，苏联会重新考虑接受贷款的有关问题。
国际形势的变化是苏联政府改变态度的根本原因。起初国际形势对李维诺夫有利。4月，法国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6月4日又组成了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总理的第一届人民政府。这一变化增加了苏联对实现集体安全的信心，使苏联单方面改善对德关系变得不那么迫切。于是，政治局一拖就是几个月没有答复德国的主动提议。可是到了1936年8月，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11月，德意法西斯国家建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用武力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一系列事件使苏德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面对德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反苏宣传，驻德大使苏雷兹建议停止对德出口石油和其它各种原材料，并发布外交照会给予反击，但苏联最终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因为当时苏联正从军事和财政各方面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这一举动显然违犯了国际上刚刚达成不久的不干涉条约，苏联与英法的关系紧张起来，此时苏联不愿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刺激希特勒，以免苏德断交，否则苏联将处于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处境，这对苏联的安全是极为不利的。
苏联的忍让使德国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引诱苏联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整个1936年秋天，卡迪拉克与戈林、施切特围绕新的贸易协定讨价还价。苏方要求德国撤消对苏进口军事和技术物资的禁令。施切特则希望苏联停止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停止对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支持，停止包围德国的政策。他甚至表示，如果苏联能做到这些，德国愿意与苏联就政治问题进行谈判。1937年1月8日，李维诺夫草拟了一份“口头答复”，经政治局批准，由卡迪拉克转告施切特：“苏联政府不会反对现在与德国政府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以维护和平。苏联政府也不拒绝派遣官方代表进行谈判。如果德方坚持，苏联政府也同意保守秘密，不把我们最近或将来的会谈公之于众。”这一答复是自1935年春天以来苏联对德国提出的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提案。这表明苏联高级领导人认为改善苏德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1月27日，苏雷兹给克里斯廷斯基的信中写道：“德国很可能在这一阶段删去对苏政策中的不和谐音，原因在于德国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这迫使德国与其它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寻求妥协。”
苏联的答复中之所以表示谈判可以秘密进行，主要是考虑到法、捷两国。苏联不想因自身与德国谈判而影响与法、捷两国的同盟关系。为了确保这一点，李维诺夫考虑到卡迪拉克缺乏外交经验，建议苏雷兹也参加对德国的会谈。施切特表示可以接受这一答复，但表示他“不倾向于举行秘密会谈”，提出应该进行公开谈判。李维诺夫分析其中原因：德国正准备从英法寻求经济援助，德国是想利用公开的苏德谈判作为砝码，迫使英法让步。于是，李维诺夫急忙通知苏雷兹：与德国谈判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即有关谈判的一切事宜必须通知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建议很快呈送给希特勒，但被希特勒拒绝。3月21日，施切特通知苏雷兹：“他看不到改善两国关系的前景。”至此，苏联谋求与德和平共处，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尝试最后失败。

❾ “希特勒曾经想要德国和中国分治世界东西”出自那本书，，历史资料是什么啊 ，

您好，楼主这句话完全不存在！——希特勒与日本只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因为他需要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
一战后，德国与中国在协约国的排斥下皆同病相怜。所以在战后的经济，军事，政治有相当的合作。（德国更多的是关心从中国获取资源），所以当日本强势进攻中国后，就默认了日本的举动，因为他不在乎谁控制中国，只要其利益不受损失即可（中日俩国都是其盟友）这也导致了中国倾向苏联，在苏联的支援下对抗日本。德国也开始支持日本，因为德日都仇视苏联。

具体资料如下：希特勒的上台，把中国与德国最后的纽带慢慢的解除了。

一、魏玛共和国时代早期的中德关系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德国从世界一流强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海外市场与殖民地被以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剥夺殆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由于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对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的共同不满，使德国积极谋求与中国、美国等非凡尔赛和约国家接近，试图重塑昔日的大国地位。1920年7月，德国前驻华总领事卜尔熙（von Borch）作为政府代表，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恢复外交关系、重建两国通商关系事宜。德国方面表示，尽管中国未签署《凡尔赛和约》，德国仍将承认和约第128~134款中关于德国完全放弃前帝国在华特权的规定。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正式签订《中德协约》，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友好和商务关系；德国放弃了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原则。
在政治关系改善的推动下，中德经贸关系很快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到1925年，德国自中国的进口达2.29亿马克，远远超过战前水平；出口为1.18亿马克，恢复到战前水平的90%，其中以军火贸易最为兴盛。据中国海关统计，仅1925年，德国船运来华的武器总价值就达1300万马克，超过全部外国武器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而这还不包括走私和通过第三国转口的武器。德国公司也获得了一些兵工厂的建设合同，云南昆明兵工厂、沈阳化学兵工厂均是由德国人设计建立的。
1921年9月，德国拟在广州重开领事馆。副领事瓦格纳（Wilhelm Wagner）于9月25日对孙中山作礼节性拜访，谈话中，孙中山提出了与德国合作问题，希望能得到德国的承认和支持。尽管瓦格纳对孙中山抱有好感，并对其联德思想十分感兴趣，但他认为：“从整体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同北京政府的关系，对此我们要妥善处理。”卜尔熙亦认为，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只能保持非官方关系。对孙中山在德国招募顾问和游说德国企业家等活动，德国也表示不会给予“官方支持”，以免引起“我们已经承认的北京政府的误解”。
1921年~1924年间，孙中山积极联德，三派代表赴德游说，并与前后三位德国驻广东领事反复交涉，却都收效甚微。德国官方一直未接受孙中山的倡议，只是在非官方的框架内对其经济设想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尽管孙中山的联德构想未获实现，但其这一主张却“为后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发展对德关系定下了基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
1925年2月28日，魏玛德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因病去世。4月26日，兴登堡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28年8月17日，魏玛德国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中德双方的关系亦从此迈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28年11月，德国陆军前上校马克斯·鲍尔（Max Bauer）率领一个由他组织的25人的顾问团来到南京，以私人身份受雇于蒋介石政府，协助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这个25人的顾问团包括10位负责军事训练的军官、6位军械后勤军官、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工方面的专家，以“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
从1928年鲍尔来华任职至1938年希特勒德国撤回所有在华顾问为止，总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受到官方的认可，被派往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其中还不包括8名文职顾问和许多省级军事、技术专家。这些德国军事顾问大多数是普鲁士帝国军队以及后来的国防军参谋总部的军官，他们的在华活动与德国的经济、政治领导集团利益紧密联系，在重新恢复德国自《凡尔赛和约》以后失去的在华经济和政治影响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对华政策还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因而当时军事顾问团的活动也没有完全同国防军或德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结合起来。第一任军事顾问鲍尔上校对于国民政府的军队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建议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教导队，辖有一个步兵队、一个重兵器队、一个炮兵队和一个通信队，装备德国兵器，并以德国顾问指导训练，是国民党军队中多兵种现代化部队的胚胎。教导队初建时为一个团，1930年扩为教导师，尔后又扩编为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师，不仅武器，甚至连军乐队的鼓号都由德国提供，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中坚力量。
鲍尔不仅在国民党军队现代化上做出贡献，还在德国钢铁和化学工业对华贸易的增长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鲍尔率领的顾问团中，经济与技术专家占据了核心地位。他在给蒋介石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就申明，中国“必须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鲍尔利用自己的顾问身份，多次与在华的德国法本化学公司、史蒂夫斯道夫辛迪加等著名大公司的代表直接会谈，商讨拓展两国贸易问题，并使德国大垄断财团直接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1929年3月，德国工业家协会主席、法本公司总裁杜伊斯博格来华访问，同蒋介石进行会谈，表示德国工业界乐于同南京政府直接打交道，共同发展两国贸易。在鲍尔的建议和陪同下，蒋介石派出了陈仪为首的中国考察团，专赴德国考察政治、军事及军工技术，并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购买了价值近100万德国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
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美国在战后将大量资金借给急需经济复兴而资金匮乏的欧洲各国，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美国开始从欧洲抽回资金，由此使得欧洲的经济基础产生了动摇。欧洲的经济危机便于1931年5月率先在严重依赖美国资金的奥地利和德国爆发。在此之前，德奥曾拟建德奥关税同盟以共同应付经济危机，但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5月11日，占奥地利银行业务近2/3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告破产；7月13日，德国三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达特银行宣布倒闭，至8月5日，德国所有银行均关闭。德国国内工人运动迭起，魏玛政权摇摇欲坠，极端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布吕宁政府被通货膨胀、财政崩溃和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搅得焦头烂额，此一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带有较为明显的“保守合作，低调参与”的色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也刻意地保持了中立态度。10月10日，德国外交次长毕楼（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在日内瓦对德国驻国联公使莫提乌斯（Gerhard von Mutius）说：“德国对待满洲事变的态度原则上应该在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框架内，应尽量少参与。”
从艾伯特总统时代起，魏玛德国对中日一直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的政策，不愿开罪其中任何一方，以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德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中保持中立，甚至通过舆论将公众支持中国的思想导向中立，1932年初，日本各大报纸还是猛烈抨击了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参加了中国方面一二八抗战的军事行动，使得德国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讨好日本。
1932年3月1日，由日本关东军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日本驻德国大使小幡酉吉多次造访德国外交部，在不同场合提议建立两国在满洲的纪念馆及合作关系。德国方面表示接受提议，但又“绝不采取任何特别的主动”，很显然，德国不想因承认伪满问题而得罪中国这个从经济上来说更为有利的亚洲伙伴。以1930年来说，德国与中日两国的贸易总额分别是3.475亿帝国马克和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满洲里的大豆出口。9月14日，小幡酉吉又向德国外长牛赖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提交了一份关于请求德国承认伪满的备忘录，牛赖特推说要经外交部商议才能答复，但此事随着巴本内阁的倒台而不了了之。
1933年1月，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为副总理组成新内阁。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德国的内政外交亦有了新的变化。在自传式的作品《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提出要为亚利安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土地、资源，德国必须向外扩张，而扩张的手段就是对外战争。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无战略构想的消耗战对德国是相当不利的，希特勒设计了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战争——闪电战争。这种战争需要做两件事：迅速重整军备和把潜在的敌国一一孤立起来，利用暂时的军事优势来进行一场短期的对敌各个击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将扩大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基地，使德国军队取得有用的经验，并把潜在的敌国吓唬住，从而加强德国，以便进行下一场这样的战争。
在希特勒的战略构想中，中国和日本均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作为德国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原料供给者，是德国许多重要战略资源诸如钨、锑、锰、铅、大豆、棉花的来源，也是德国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同时德国可以从对华贸易中得到其缺乏的大量外汇。而日本则是德国借以牵制苏联势力、吸引英国在远东注意力的重要筹码，德日双方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共同不满使得日本成为德国一个潜在的盟友。另外，希特勒的外交重心主要放在欧洲，只要中日两国保持和平关系，德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就不构成难题。因而在希特勒掌权初期，德国对中日两国仍然实行魏玛政府的“等距离外交”原则。
1933年夏，前德国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访问中国，随后又于次年4月受聘于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局势总顾问。塞克特曾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长、总司令，在《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能保有10万陆军的情况下保佑并整顿了德国国防军，并因此获得了“国防军之父”的称号。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战后德国的大裁军事实上是欧洲安全的一个隐患，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军队的精英化，而塞克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塞克特同德国军界、政界和经济界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他将中国军队的重整工作交给自己的副手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处理，本人则致力于军事工业及军火贸易，在其1933年6月30日递交蒋介石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就大肆鼓吹武器的作用，但中国兵工厂目前提供的装备远不能满足需要，“在欧洲军火公司的帮助下”，中国将能顺利建立起军火工业。1934年5月，蒋介石做出决定：今后将只购买德国军火，并授权塞克特与军政部工兵署署长俞大维磋商决定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不久，塞克特将德国在华军火商汉斯·克兰（Hans Klein）引荐给蒋介石，有意使其作为援华建军计划的执行人。
1934年1月24日，克兰在柏林创办私人有限公司合步楼（Hapro，“工业产品商贸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kte的德文缩写），总资本20万马克，克兰独资19万马克，主要贸易对象是发展同中国的军火和战略性原料贸易。早在与蒋介石政府就合作问题谈判之前，克兰已经就军火贸易与粤系军阀陈济棠签署了《中德交换货品合约》和《浥江口各兵工厂建筑物承建合约》，分别价值5490800港币和657000港币。事实上，合步楼公司的成立是得到德国军政部（后改称国防部）的暗中支持的。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随着《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的签署，克兰及其合伙人将合步楼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军政部，同年，德国超越英、法、日，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8月23日，经过历时4个星期的谈判，克兰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南京秘密签订了《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开始了以德国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机器设备、技术、人员等换取中国农矿产品和原料的易货贸易。但由于克兰与陈济棠的秘密协约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在1936年3月底德国军政部停止向广东当局运送军备后，中德双方遂于4月8日在柏林签订了《德华信用贷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国政府以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并且规定德国政府将1亿贷款交由德意志银行与中国中央银行执行双方货物互换的付款业务。从此，南京国民政府由资源委员会筹集钨、锑等矿产，中央信托局筹集桐油、生丝等农产品，来交换大批的德国军火、兵工厂及重工业设备。
中德易货贸易对德国的意义是深远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疆界内，煤炭是德国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战争原料，85%的石油、80%的铁矿、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锑，以及20%的粮食来自国外。随着德国于1933年10月相继推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希特勒扩军备战的意图也日趋紧迫，为了赋予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缺乏的那种经济持久耐力，必须对国家的生产能力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动员，并为应付一场突发的持久而“全面”的战争贮存原料，而《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的正式实行则为德国达到了这个战略目的。合同签订之后，希特勒通过塞克特致函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国防部长布隆堡也致函蒋介石等人表示祝贺。自此，中德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英国报纸对此评论道：“同其他列强关系相比，中国同德国关系更加密切，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军事关系上，德国人都独占鳌头。”30年代晚期，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这样评论德国的对外贸易：
德国用计帐结算方式从瑞典买进一千吨铁砂，来炼出五百吨铁。德国用易货方式从中国买进十吨钨，又用计帐结算方式从土耳其购进二十吨铬砂。德国用这些没有花一分钱现金买来的材料炼出五百吨优质钢。德国用本国的辅助原料、燃料、电力、劳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说）十辆坦克、两部涡轮机和一百台打字机。坦克投入现役；德国（因为它的坦克几乎已足够了）就把去年型号的四辆坦克调出来供出口。其中两辆卖给中国，两辆卖给土耳其；德国人不仅付清了钨和铬的价款，而且还换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吨黄豆。涡轮机卖给瑞典，抵偿了铁砂的价款之后还有余。九十九台打字机在英国出售，得二百英镑，用以购买无法用记账结算方式购得的较少量原料，如椰仁等。这样一来，德国陆军就获得十辆崭新的坦克，以替换四辆过时的旧坦克；德国工业获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吨黄豆、一架打字机（困难时期，力求节约）和二百英镑的椰仁，买了这一切而不损失任何外汇。诚然，德国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软糖和中国燕窝汤，因为土耳其棉花和中国钨对德国更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辆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两个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铁砂的代价，就不得不购进德国的涡轮机，而瑞典也许更想买英国的涡轮机。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德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往来也为中国的抗战准备做出了贡献。德国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政府整军建军，加快了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增强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素质，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至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大约有30万军队经过德国顾问的训练和重新武装——其中绝大部分是蒋介石的直属部队，其中又以在塞克特建议下组编的“德式中央军”（Germantrained Chinese Central Army）最为精锐，其余176个师团大多仅由轻步兵组成，装配的武器也仅有来复枪、轻机枪和迫击炮。在抗日战争中，这些新式部队构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主力和中坚力量。
另外，德国军队事顾问直接为中国抵抗日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战略和战术提议，并部分参加了中国的对日作战。尤其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5年8月20日，他不顾德国外交部的反对，专门写成《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对中国抗日提出了若干建议。甚至在1938年5月德国政府勒令所有在华的德籍顾问返国时，他也拒不从命，直至希特勒政府以其在德国境内的家人安全为要挟，才于同年7月离华。
最后，德国对华输出的大量军火，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德国还为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提供了机器设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中国持久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七七事变后中德关系的转变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事曾经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和不安，蒋介石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多次向德国询问德日协定中是否有关系到中国的秘密条款，并得到德国方面的保证，即德日协定仅仅是防共反苏性质，不会影响中德贸易和合作关系。1936年12月28日，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专门致电蒋介石，祝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6月孔祥熙访德时向希特勒否认中国存在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希特勒向前者表示德中之间仅是商业关系，德国在远东没有任何政治上领土上的目的，德国唯一的愿望就是开展商业活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重大事件上，德国事先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因而感到十分困惑和震惊，一时在外交政策上无法达成一致。最初，德国附和英美，发表声明指责日本违背了《非战公约》，希望中日两国尽快谈判，解决争端。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并且私下对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就这一问题，德国政府内部也有分歧。大致说来，国防部长布隆堡、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经济部长沙赫特是亲华的，里宾特洛甫及其所辖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是热烈亲日的，对外政策部的兴趣只集中于阿富汗，纳粹党国外组织部对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明确的倾向和方针，戈林本人是同情日本的，但又对在华贸易的巨额利润很感兴趣，因而举棋不定。就希特勒本人来说，他对日本毫无预兆地同中国开战感到恼火。德国不愿支持日本，尤其在蒋介石向德国表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之后，希特勒害怕偏袒日本会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从而增强后者的力量；而如果中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则无疑会减少日本对德国的价值，西方诸国和苏联就有可能在欧洲自由采取行动。此外，德国也不愿因为支持日本过早地同英美发生冲突，因此仍寄希望于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冲突。
7月22日，日本再次向德国提出停运军火来华并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德国政府则表示这些贸易和雇佣关系都是私人身份的，政府无法阻止。德国官方向中国表示，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与中日冲突没有任何关系。8月10日，沙赫特在柏林对再次来访的孔祥熙说，“只要中日部正式宣战，中德间的所有合同继续有效”。
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中日间的全面冲突不可避免，德国开始意识到调和政策无济于事。但此时德国内阁中，牛赖特、布隆堡和沙赫特等人均认为德国挑起世界大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公开联合日、意对抗英美苏法未免失之过早。因此希特勒的对华政策尽管有了调整，但在远东仍继续推行中立政策。8月16日，希特勒在会见牛赖特与布隆堡时表示，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但将继续对中国提供武器，由中国用德国所急需的原料和外汇来偿付。据统计，抗战初期中国对日作战军火的80%左右来自德国。
192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与中国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成为在抗战初期唯一公开援华抗日的国家，它给蒋介石政府以物资、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抗日援助后，蒋介石对苏联政府表示了热诚欢迎和赞誉。中苏的接近使得希特勒极为恼火，同时也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更加坚定，因为“远东问题并非首要，德国也没有必要冒险支持中国，得罪日本”。9月3日，孔祥熙直接致函希特勒，为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解释，声明此举只是中国抗日战略的需要，中国绝不会倒向共产主义。但是，这番解释没能打动希特勒。
随着战争的持久化，日本迫于形势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企图利用外交手段押赴中国。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同中国谈判，并希望德国能从中斡旋。于是，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中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奔走，充当“传信人”的角色。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日本先后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而与此同时却并没有放松对华的军事侵略。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如内蒙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交由国际共管等均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对此，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反而力劝中国接受。1937年11月26~29日，陶德曼接连三次会见孔祥熙，劝说中国接受日本条件。12月2日，他又亲自会晤蒋介石，劝其投降。另一方面，德国也遣使赴日，提醒日本适可而止，不要采取过急行动，以配合陶德曼的劝降。
但是，日本的态度随着其在战场上的胜利而相应变化。他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在上海陷落之后出乎意料地于12月3日被蒋介石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在南京的进一步胜利促使日本更进一步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条件。具体条款如下：
第一条，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与日“满”合作，共同实行防共政策。
第二条，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必要区域成立特殊政权。
第三条，在日“满”华之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第四条，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没等陶德曼和蒋介石的进一步商谈得出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日本方面便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说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方面对德国“提供的斡旋”正式表示感谢，并且撤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因为日本已经在华北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一个“维新政府”。此后，虽然日本方面又于次年1月装模作样地提出了第三次和平条件，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已告失败。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的政策已经明显倒向了日本，希特勒希望通过压制中国做出巨大牺牲，部分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结束中日战争，实现两国和解，以维持德国的远东利益。调停期间，日本屡次向德方提出承认伪满、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等要求，德国政府均未付诸实施。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实际上是不难做出的。此时，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在远东，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政治关系却显得越发重要了。
另一方面，在欧洲，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召开“领袖会议”，要求三军将领迅速做好战争准备。自从1936年9月实行四年扩军计划以来，德国的军备已经日趋强大。丘吉尔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写道：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50亿马克；1934年接近80亿马克；1935年接近110亿马克——总共240亿马克，大约20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5:8:11。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同时，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友好关系”使得希特勒能从西班牙得到他所需的铜、钨、铅、锰等战略原料。希特勒已经做好向东扩张、并发动世界大战的准备，在此时，日本的价值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1938年2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召见狄克逊，强硬要求德国停止一切对华军事合作，否则日本将考虑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此，希特勒于1938年2月对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原国防部长布隆堡因与一名“身世可疑”女子的婚姻而被撤职，由希特勒自任国防部长，布劳希契任陆军总司令，里宾特洛甫代替牛赖特任外交部长。至此，德国政府中以布隆堡、牛赖特为首的亲华派全部被替换或排挤，希特勒为他的新远东政策消除了一切障碍。
2月23日，德国承认伪满。4月2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的指示，必须终止在中国的工作，立即返回德国。5月3日，德国政府下令对华实施军火禁运。21日，德国政府正式下令，所有受雇于中国的德籍顾问一律返国，否则以叛国罪处理。7月5日，全体德国军事顾问离华返国。中德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❿ 什么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

Dawes Plan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于1924年制定的德国赔款支付计划。由于德国财力枯竭，加上战胜国争夺德国赔款的矛盾，德国按《凡尔赛和约》（见巴黎和会）支付赔款问题成为20年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与政治中难以解决的纠纷 。根据英国提议，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于1923年11月增设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研究平衡德国预算和稳定德国金融之方法 ，一个调查德国资本外流情况并设计引回的方法。两个专门委员会以美国银行家C.G.道威斯为主席 。12 月由法、比 、意、英 、美5国代表组成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赴德调查 ，研究德国赔款问题。1924年4月9日道威斯拟定一项解决赔款问题的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该计划经同年7月16日～8月16日之伦敦会议 （英、法、意、日、比、希、葡、罗、南、美参加）讨论并通过，同年9月1日生效。该计划企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主要内容是：由协约国监督改组德意志银行，实行货币改革，并由协约国贷款 8亿金马克（折合1.9 亿美元）以稳定其币制，在赔款总数尚未最后确定的情况下，规定德国赔款年度限额，即由第一年（1924～1925） 10 亿金马克开始，逐年增加，到第五年 （ 1928 ～1929 )增至年付25亿金马克；德国支付赔款的财源来自关税、烟酒糖专卖税、铁路收入及工商企业税；发行110 亿金马克铁路公债、50亿金马克工业公债；德国的金融外汇、铁路运营以及税捐征收事务受国际监管。德国以法、比两国从鲁尔撤军作为接受赔款计划的条件 。1924年8月16日，计划被双方接受。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对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4～1929年德国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获得外国各种贷款约210亿金马克。1928 年德国声称财政濒于破产，无力执行该计划。1930年为扬格计划所取代。

“道威斯计划”是道威斯高超的经济、政治才华的结晶之一，也是一战后美国迈向“独立的世界主义”政策的重要一步。1921年3月4日，共和党人沃伦·G·哈定就任美国29任总统，并宣誓美国决不卷入外国的纷争。4月12日，哈定又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说，美国“将不参加国际联盟”。但同时，这位总统又保证，他的政府将与那些想组成一个他认为非政治的国家联合体，以及想使惨遭蹂躏的欧洲国家复兴的外国政府合作。这就是说，哈定政府的所谓“不卷入”和“不参加”，不过是要以美国的方式对欧洲施加影响罢了。因为他们知道当时美国还不具备控制“国际联盟”的“能力”，但也清楚美国已具有的影响力，不参与欧洲事务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威斯计划”产生的美国大背景。

作为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的方案，“道威斯计划”的产生及其得以实施还有更具体的背景。众所周知，“计划”不仅结束了德国经济的混乱状态，解决了德国继续赔偿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而且也使美、法等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矛盾、斗争以及相持状态得到了大大缓解。再一个问题就是20年代德国对协约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和战后协约各国对美国的战债偿还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战债共达103亿4千万美元。其中英国为43亿，法国为34亿，意大利为16.5亿美元。虽然《凡尔赛和约》规定英、法等可以从德国得到战争赔偿，但同时要偿还美国的债务。所以主张将赔款和战债问题联系起来讨论。1920年5月，英、法两国政府首脑发表声明，主张同时一笔勾销对美国的战债和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当德国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已无力偿还协约国的赔款，英、法等在德赔款问题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之时，1922年8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向法、意等六个协约国发出照会——即著名的“贝尔福照会”，提出英国“准备放弃对德国赔偿的一切未来权利和对战债偿付的一切要求。只要这一放弃成为一项使此重大问题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言外之意，是要求美国一同作废弃战债要求的努力。12月26日，法国操纵的巴黎会议决定对德国实施制裁之时，29日美国方面发出了“参与”的信号。这一天，美国务卿查尔斯·艾文斯·休斯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对美国历史学会发表重要演说，指出应由一个“公正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德国的赔偿问题，包括对德国的偿付能力作出新的估计。并且表示，美国公民将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1923年1月11日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后，英、法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德国也停止了对英、法等国的赔偿。乘此机会，10月11日美国总统柯立芝对报界声明，休斯的纽黑文演说所表述的立场仍然有效，同时也反对将战债与赔款联系起来讨论。英国赞同组成专家委员会重新讨论德国的赔偿问题。为了迫使法国就范，英国联合美国对法国施加各方面的压力，致使赔委会于1923年10月15日在巴黎宣布C·G·道威斯和欧文·D·杨格为调查德国财政情况的美国专家，后组成了道威斯领导的专家委员会。

1924年1月14日，道威斯告诉赔委会，今后它的主要任务是找出治愈德国经济弊病的途径。他在巴黎集会上称，欧洲大陆将面临着灾难，除非“大家尊重常识”。他还告诫人们，要提防在最近战争中打击德国的那些人的民族自大情绪。还谴责他们“居心险恶，利欲熏心”，“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4月8日，在巴黎道威斯委员会向赔委会提交并公布了它们的报告。法、英政府表示支持道威斯和他的专门小组向协约国提交的计划。在巴黎发表的一份公开信中，德国官员们也称，这项建议是“迅速解决赔偿问题比较切合实际的基础。”6月6日，德国国民议会以247票对183票接受了道威斯的报告。7月16日，讨论道威斯计划的协约国国际会议在伦敦开幕。美国政府打破了几年来至多只派观察员列席协约国会议的惯例，派遣驻英大使凯洛格正式出席了会议。8月16日通过了最后议定书。8月30日，德国帝国银行脱离政府而独立，并采用一套新的马克货币。9月1日，柏林将按道威斯计划执行第一批偿付。

“道威斯计划”除对德国今后的偿付额及偿付办法，款项来源和担保等作了规定外，要求协约国向德国提供第一批约8亿马克（约合2亿美元）的贷款，作为第一年偿付的主要部分；将赔偿转换外汇的工作交由一个专门的兑换委员会承担，不再由德国政府负责；改组德意志银行，摆脱国家控制，发行新马克，建立一半人由外国人参加的总理事会，确保银行法规得到尊重；不应存在本计划建议之外的一切外国经济控制或干涉等。

“道威斯计划”实际上结束了由法国及其由它控制的赔委会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支配作用，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多国支配机制；其次，为美国私人资本流入德国和有效地从其他协约国收回战债创造了条件。据记载，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国共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约合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从美、英等国得到的贷款约为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是22亿5千万美元。也在同一时期，美国从各协约国收回了约20亿美元的战债本息。这样，一批又一批的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战债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一个循环。再次，“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是法国外交的一次失败，而美国则显示了它在欧洲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实际“能力”。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独特性和欲望。最后，“道威斯计划”事实上从经济上扶持了德国。它对战后德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