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增速与不良贷款余额

Ⅰ 2021年中国GDP同比增长8.1%，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引言：这些地方增长的速度不一样，那么对于大多数地方是不同的。在2021年中国的GDP比同行的增长了8.1%，那么GDP增长的原因也是各有所需。其实在一些地方大家的收入其实都在一些稳定的工资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影响，也是因为大家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好，才有了如此的情况，像一些地方投资的，如果比较大的话也是带来了一些流动性。

三、总结

大部分的人在担心销量的问题，其实像这种稳定的情况是不会有些什么的。经济的运行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可能的因素，像一些比较热门的，那么也是会有积极的影响，这也不会让大家出现不好的情况。家居智能的话，在这一方面也是能够看出来的，一些市场上的销售也在不断的改变政策。

Ⅱ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中国经济数据，我国的GDP有何变化

一、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发展基础更加巩固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8402亿元，同比增长7.8%，两年平均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07154亿元，同比增长14.8%，两年平均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96611亿元，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4.9%。

二、生产形势不断向好，发展动力持续激发

二季度，夏粮夏油再获丰收，生猪生产快速恢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5%。工业生产持续较快增长，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拉动经济增长2.8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6.4%，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占GDP的比重为28.3%，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占比回升态势已延续三个季度。

上半年，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较快，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5.9%、17.0%、21.0%、29.1%、13.6%和20.3%，合计拉动经济增长9.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6.6%。

三、消费拉动作用明显，投资净出口协同发力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作用显著。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1.7%，拉动经济增长7.8个百分点。

投资需求拉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上半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2%，拉动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2.6%，两年平均增长4.4%。

净出口需求延续增长势头。稳外贸成效继续显现，进出口增势良好。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1%，拉动经济增长2.4个百分点，两年平均拉动经济增长1.1个百分点。

四、新动能助推经济恢复，新业态释放市场活力

新动能发展势头良好，新兴产业表现活跃。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2.6%和22.8%，分别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7和6.9个百分点。服务业重点领域企业营业收入保持快速增长，1月份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6%和28.3%。

夏粮生产再获丰收 生猪产能持续释放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 李锁强

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毫不松懈抓紧抓实粮食生产，夏粮再获丰收，为实现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生猪生产快速恢复；主要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农产品价格总体平稳。农业经济形势总体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增产59亿斤

2021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916亿斤，比2020年增加59.3亿斤，增长2.1%；其中小麦产量2687亿斤，增加52亿斤，增长2.0%。

夏粮播种面积恢复性增长，扭转了连续五年下滑势头。2021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7亿亩，比上年增加398.2万亩，增长1.0%；其中小麦播种面积3.44亿亩，增加300.4万亩，增长0.9%。

夏粮单产稳步提高，连续三年保持增长。2021年全国夏粮单产367.7公斤/亩，比上年增加3.8公斤/亩，增长1.1%；其中小麦单产390.9公斤/亩，增加4.2公斤/亩，增长1.1%。

二、畜牧业保持稳定增长，生猪生产快速恢复

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429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802万吨，增长23.0%。猪肉产量快速增长，牛羊禽肉产量稳定增长，禽蛋产量有所下降，牛奶产量保持较快增长。

生猪产能持续释放，存出栏同比大幅增长。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3911万头，同比增加9915万头，增长29.2%，比一季度末增长5.6%；其中能繁母猪存栏4564万头，同比增加934万头，增长25.7%，比一季度末增长5.7%。上半年，生猪出栏33742万头，比上年同期增加8639万头，增长34.4%；猪肉产量2715万吨，增加717万吨，增长35.9%。

三、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总体平稳，部分品种价格涨幅较大

二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1%，受生猪价格下降影响，涨幅比一季度回落7.7个百分点。

分类别看，二季度，全国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呈“三升一降”的特点。其中，农业产品价格上涨11.3%，涨幅比一季度回落6.6个百分点；林业产品价格上涨4.7%，涨幅比一季度扩大3.2个百分点；渔业产品价格上涨17.3%，涨幅比一季度扩大12.9个百分点；饲养动物及其产品价格下降15.6%，降幅比一季度扩大14.5个百分点。

工业升级态势明显 企业利润较快增长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副司长 江 源

2021年上半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持续巩固，工业经济继续稳定恢复，产能利用率处于近年较高水平，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企业效益改善。

一、工业生产稳定增长，产能利用率水平较高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增速高于疫情前水平。1月份至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增速较一季度回落8.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为7.0%（以2019年相应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平均的方法计算），较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增速略高于疫情前水平。产能利用率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1月份至6月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9%，较去年同期提高6.8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二、工业升级态势明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凸显。1月份至6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2.8%、22.6%，明显高于其他行业板块；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1.0%、13.2%，增速较一季度回升。电子和新兴产品快速增长。受新建投产、价格上涨、国产化替代效应拉动，1月份至6月份，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1%、41.7%、39.9%，部分电子器件产品生产增速达到近五年最高水平。另外，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电子计算机整机分别增长69.8%、52.6%、40.6%，两年平均增速均在20%以上。

三、原材料生产基本恢复，消费品生产继续改善

原材料行业平稳增长。1月份至6月份，原材料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两年平均增长6.0%，接近疫情前水平。消费品行业持续恢复。1月份至6月份，消费品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5%，两年平均增长4.8%。

四、工业出口快速增长，重点商品出口强劲

工业出口交货值快速增长。1月份至6月份，我国工业出口交货值实现同比增长22.9%，两年平均增速为8.1%。十大主要出口行业均实现15%以上的较快增长，其中汽车、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行业出口分别增长46.4%、33.7%、29.9%、17.6%，两年平均增速均在10%以上。抗疫相关物资出口大幅增长。医药制造业出口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增长势头，1月份至6月份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3.5%；防疫用品所需原料海外需求旺盛，拉动化纤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增长51.8%。

五、工业企业盈利增加，经营状况继续改善

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1月份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3.4%。营业收入利润率有所提升，1月份至5月份为7.11%，同比提高2.05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面持续缩小，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减少29.6%。

能源供需稳定恢复 清洁能源占比提高

Ⅲ 中国gdp增长为什么要靠债务增长

全年GDP维持在7.7%增长是个合理水平，这一增长速度与就业之间并没形成突出矛盾，这有利于今年继续维持这个的增速来调结构，从长期看来，中国经济维持在6.5%～8%之间的增长会成为常态，中国将从经济“热增长”变成“稳增长”。经济学家马光远：2013年GDP达到568845万亿，按照汇率，差不多等于9.39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GDP的50%，2014年超10万亿美金几乎也成为定局。届时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GDP总量超10万亿美金的经济大国。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宗良：达到预期目标，与较早我们预期的数据一致。亚太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7.7%增速符合市场预期。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2013年GDP增速为7.7%符合市场预期，经济的稳定回稳保证了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去年上市公司增长超10%，经济回稳对股市的基本支持作用渐渐显现，而蓝筹股的估值仅仅是8倍左右，已经进入投资区域，市场最悲观最恐慌的局面已经过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我们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仍将持续，而国内改革将全面推进。预计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动力相比上年不会有明显波动，经济增速将维持在合理的区间。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去年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增加了债务，社会融资规模也比较大，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很快，企业债务增长也很快，但投资没有带来现金流，市场的流动性还是很紧张。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本次公布统计数据存在水分，部分数据或是虚假的，应该引起重视。森林狼咨询杜振辉：2013年度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元人民币，按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为6.1932计算，折合美元为9.18万亿美元，2013年度美国GDP初步统计约为16.56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GDP总值的55%。

Ⅳ 为什么要控制GDP增长率

从流量到存量：中国经济高增长中的低经济福利问题

王树同/赵振军

原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

「作者」

「作者简介」

王树同（1972—），男，河北省徐水县人，经济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河北，石家庄，050091

赵振军（1955—），男，河北省徐水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一直伴随较低的经济福利转化，表现为社会发展支出占GDP 比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量重复建设和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其根源在于产权不清以及过分注重经济增长速度。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福利/重复建设/产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据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前（1953—1978）的6.1％，提高到改革期间（1978—1997）的9.4％；人均GDP增长率由改革前的4.0％，提高到改革期间的7.8％或8.3％。2003年，中国GDP为11万亿元，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尽管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仍存在一些争论和疑点，但是在更多的是感受到经济增长骄人业绩的同时，却忽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就被忽略的经济增长中的经济福利问题。笔者认为，结合经济福利水平来讨论经济增长，比单纯探讨经济增长数据的可信性更有现实实际意义，因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一

（一）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讨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问题通常要包括以下内容：经济增长的速度，投入和产出，消费和积累等问题。这些内容可以通过国民收入核算体系（SNA ）的一系列指标体现出来。

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一个完整描述经济总体运行过程及结果的核算框架，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净值（NDP ）、国民收入（NI）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等。这些指标既相互联系，有各自所代表的具体的经济含义。GDP 是计算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总和，是一个流量概念；流量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变量，是相对于存量而言的。GDP 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支出法和收入法。支出法计算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投资者、政府购买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和国外进口的本国商品的净值，可以表示为：

GDP=C+I+G+（X-M ）

收入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期内的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收入，可表示为：

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

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总”字，意味着在计算各个生产单位产出时，未扣除当期的资本耗费，是通常所说的“毛”值，而非“净”值；如果扣除掉资本耗费，即是国内生产净值。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不反映资本耗费量。这样，在一定时间内就有可能出现较低的国内生产净值和较高国内生产总值并存的状况，而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是较高的资本耗费的结果。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不一定和经济福利同方向变动，因为资本耗费量越大，居民所得到的经济福利就越少。

国民收入（NI）是指按生产要素报酬计算的国民收入。从国内生产净值中扣除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加政府补助金，即可得到一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所得到的报酬，包括工资、利息、租金、利润的总和意义上的国民收入。

相对于总体意义上的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DPI ）表示的是交纳个人所得税以后的个人收入，即人们可用来进行消费和储蓄的收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以GDP 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指标体系。它体现了在核算期内，经济总体中各单位、各部门及其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产出、投入、效益之间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关系，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储蓄、实物投资与资金融通的关系，资产、负债及净值之间的变动关系等。这些指标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构成完整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

然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度量。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这一完整的指标链，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了GDP 指标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单凭GDP增长来衡量经济活动是片面的，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发展的有效程度，不能说明生产单位GDP所耗费的资本量的多少。如果不结合资产的数量及其结构变化，就会失去对增长成因的深入分析，不利于增长中经济福利的有效形成。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

经济福利是一个存量指标，指经济增长过程中财富的持续积累。每一年的经济增长成果都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沉淀下来，成为居民所享有的经济福利。它包括居民所能够使用的社会公共产品和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相辅相成，密切联系。没有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不会有持续的福利转化，也就不会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整个经济福利不断提高下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福利提高是目的。因此，如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流量有效率地向经济福利存量转化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片面地使用GDP 指标来衡量经济总体活动，把GDP 增长速度的快慢和经济福利提高等同起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误区。在实践中导致由于过分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以速度指标代替福利指标，GDP 数字的高低成为衡量发展业绩的标准。然而，经济增长并非总是和经济福利同方向变动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和“超英赶美”等冒进思想的指导，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是经济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未有大的改善，不少地区还呈现下降趋势。即便二者是同方向变动的，变动的幅度也不相同，一定量的经济增长可以转化成不同量的经济福利；反之，一定量的经济福利则完全可以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取得。因此，经济增长并非完全等于经济福利的提高。

二

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转化水平是比较低的。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经济增长中所得到的福利相比中国要高许多。究其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存量比较大，数百年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存量（表现为店堂馆所、堤坝、公路、房屋等一些公共设施）仍然为现在的民众所享用。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只有2％左右，但是并不会对居民生活有明显的不利影响。中国则不然，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福利存量一直很低；如果经济低增长，经济福利就更低。因此，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转化度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表现出来。

（一）社会发展支出占GDP 的比例

社会发展支出是指用在文教、卫生、体育、科研等的事业费用和投资，这部分投资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国居民所能享受到的福利的多少，因此，每年GDP 的一部分应该用来进行社会发展投资。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越高，用来进行该部分投资的费用也应该随之增加，这样，广大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福利存量就会随之增加。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发展总支出的绝对额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而且，从“五五计划”一直到2002年，基本都保持在4％～5％左右，最高时的2002年也不超过6％。在2002年，全国1.7667万亿元的基建投资中，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建设投资仅有1643亿元，占总投资的9.3％。长期以来，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投资比例平均保持在1∶13左右，经济建设的投资规模远远超出社会发展支出规模，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不协调的状态。

（二）高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大量重复建设

一个经济体本期创造的财富总会有一部分用来进行投资，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以便为未来居民消费服务；投资越多，居民当前消费也就越少。如果投资是重复投资，意味着居民创造的价值的浪费，是一种福利损失。

1.重复建设的含义和类型。重复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包括业以形成的重复建设存量、即将形成的重复建设增量和重复建设项目与合理建设项目的动态转化。重复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过度市场竞争型重复建设和政府主导型重复建设。在这两种重复建设中，第二种重复建设造成的福利损失要高于第一种。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过度竞争虽然可以在一定阶段内造成资源的浪费，但是最终那些没有利润或低利润的企业会从该行业中退出，是市场经济自身的一种调整过程，对消费者造成的福利损失不大，甚至还会提高消费者福利。政府干预型重复建设则不然，由于政府可以为已经是重复建设的项目进行融资，并且获得这些资金的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没有还贷的压力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可以在没有正常利润或者低利润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下去。

2.重复建设是一系列的事。说重复建设是一系列的事，是指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一直存在着内需不足，一旦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即新的国内需求，由于存在地方市场分割，就会出现一哄而上的情况，很快在该产业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该产业是下游产业，那么上游企业也相应出现过剩的状况。以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汽车产能过剩——汽车整车制造业已经达123家，27个省市生产汽车，17个省市生产轿车，23个省市建成轿车生产线；作为上游企业的钢铁业，也相应地形成重复建设。房地产业过热，就会在钢材、混凝土等建材的生产上出现重复投资。当前，中国存在重复建设的行业除汽车外，还有机械、冶金、电子工业、医药、食品、纺织等，重复建设的范围较广。

3.重复建设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另一方面表现为较大数量的资源消耗。以2003年为例，国民经济增长达到8.5％以上，GDP 总量达到11万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个增长过程中，所消耗的钢材是世界该年消耗量的1/3，所消耗的水泥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1/2，所消耗的煤炭占世界煤炭消耗量的30％，用电量为世界用电量的13％；而11万亿元的GDP 还不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30[1].经济增长过程中重复建设导致的资源浪费，不仅是居民当前福利的损失，而且还是未来福利的损失。

（三）高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和巨额银行坏账并存

在每年的经济增长中，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中国的储蓄率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大大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截至2003年8月底，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接近国民生产总值。从跨期消费的角度来看，假定当前利率水平为r ，居民通过牺牲当前1单位的消费可以获得未来（1+r ）单位的消费，是一种福利的增加。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中介银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银行能够通过贷款的方式将资金投向有经济效益的生产项目，那么，一方面居民能够在未来获得（1+r ）单位的收益；另一方面可以将现在的经济剩余转化为未来的生产能力，保证使消费者持续获得经济福利，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将经济流量转变为存量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进行的顺利，居民才可能在将来得到更多的经济福利；否则，人们牺牲了当前的福利也未能得到未来的福利，这便成了净福利损失。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活动中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即是经济流量向经济存量转变受阻的表现。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量规模即意味着居民福利损失的程度。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2].

三

高增长和低福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投资饥渴症，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从2000年开始加速，增长率由1999年的5.1％上升到10.3％；2001年上升到13％；2002年又升至16.1％；2003年前8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2.2364万亿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32.4％[3]，是近十年速度最快的时期，直接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上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也高于GDP 的年均增长率，1999—2000年间，固定资产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14％，而同期的GDP 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仅约10％[4].

靠大量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由于福利转化率低，社会必须以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得到正常的、或者低于正常的福利改进；维持高增长需要更高的投入；由于导致福利转化低下的根本原因没有得到解决，于是高投入变成了高浪费。如此循环往复，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造成高增长低福利的深层原因源自于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它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个层面上的产权约束上。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可配置资源不断减少，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不断加强。地方政府面临的约束条件是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包括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情况、财政收入等指标。这样的约束条件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地方就业压力、增加财政收入、表现干部政绩等目标，往往以扭曲的价格将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源廉价提供给企业。比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土地近两年被大量征用并廉价转让给私人投资者，被称为中国式“圈地运动”；或者将征来的土地用于搞形象工程，修广场，建办公楼等，使得稀缺资源的配置完全按照地方政府的意愿进行，而非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进行。由于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没有成本的概念，导致投资不以未来收益为标准而失去了合理性。

对于银行来说，其产权也是不清晰的。银行一直存有大量不良银行贷款，降低不良贷款数量是现有银行行为的约束条件。正常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减少对效益差的企业贷款来减少不良贷款数量；但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不清，缺乏真正的所有者，在对银行行为监督成本很高的情况下，银行行为失去约束，银行不是减少贷款的数量，反而是增加贷款的数量。因为贷款数量增加后，不良贷款在贷款总量中的比重就会下降，银行的管理者还可以在贷款的活动中获得一定的租金收益。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在投资收益给定的条件下，投资规模决定于贷款和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源比如土地的成本高低。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不以追逐企业最大利润为目标，扩大企业的盘子是企业管理层获得收益的渠道。因此，国有企业一直存在投资最大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地方政府和银行的鼓励下变成现实。

这样，地方政府、银行、企业的行为逻辑达成一致：地方政府在政绩的约束下，向企业低价提供重要的生产资源；银行有做大分母减少不良贷款的需要；企业的最优选择是理所当然地增加投资。这就必然出现上面所论述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结果表现为较低福利水平的高速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是一种流量游戏，其增长完全可以建立在资源的低效使用、重复建设上；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创造出很好的宏观数据，但是微观层面上的经济福利则很难得到保证。因此，从宏观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淡化GDP 指标，注重投资质量和效益；从微观上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经济走出高增长、低福利的关键环节，也是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姚景源。三大问题困扰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J].财经界，2004（2）。

[2]聂庆平。我国银行不良贷款与银行改革政策建议[J].经济科学，2003（3）。

[3]李善同，刘云中。对当前经济形式的判断和展望[N].中国经济时报，2004-01-13.

[4]秦朵，宋海岩。过度投资需求和效率损失[J].经济学季刊，第2卷4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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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

Ⅳ 2021中国gdp增速是什么

2021中国gdp增速是8.1%。

从经济总量看，2021年中国GDP连续第二年超过100万亿元，并突破11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占世界经济比重进一步上升，人均GDP已逐年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的“门槛”。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国经济8.1%的增速，不仅彰显经济复苏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

2021各省份gdp情况

在各省份经济实力比拼中，多个省份2021年经济总量都迈上新台阶。其中，广东GDP首次突破12万亿元，以12.44万亿元的GDP总量位居全国之首，同比增长8 %，较2020年增加了1.36万亿元；江苏GDP紧随其后，以11.64万亿元的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二，迈上11万亿元新台阶，同比增长8.6 %，较2020年增加了1.37万亿元。

同时，山东GDP迈上8万亿元新台阶，以8.31万亿元的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三；浙江GDP站上7万亿元新台阶，以7.35万亿元的GDP总量位居全国第四；河南GDP逼近6万亿元，以5.89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五。

此外，四川、湖北经济总量双双突破5万亿元，上海、安徽、河北、北京GDP总量均首破4万亿元，山西、内蒙古GDP总量首破2万亿元，甘肃首破1万亿元。

Ⅵ 一季度中国经济到底好在哪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遭遇到不少预期内和预期外的冲击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施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组合，使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民生持续改善。预计2015全年GDP增长6.9％，CPI涨幅1.5％。展望2016年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受结构性、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明年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需要采取积极有力的宏观政策和加快推进改革加以应对，仍可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全年经济运行总体特征2015年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是稳中趋缓、稳中有进、稳中有忧，各领域分化加剧，动力转换过程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结构性衰退和结构性繁荣并存。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4％，较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二产10.8个百分点。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但行业景气度差异较大。一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十分困难。资源类、重化工业普遍陷入困境，增速大幅下滑，煤炭、钢铁、水泥等产品产量明显下降，行业总体库存压力较大，仍处在调整探底发展阶段，要彻底走出困境尚需时日。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计算机通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制造等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增长速度大幅快于传统制造业。三是新兴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延续近两年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行业表现尤为抢眼。三大需求趋于平衡发展，内部分化逐步凸显。2015年以来，消费增长保持稳定，投资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出口增速换挡，三大需求趋向平衡发展。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8.4%，高于投资15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三大需求内部看，分化逐步凸显，萧条与旺盛并存。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持续回落，月度投资已现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增速，制造业投资缓中趋稳。消费方面，网上商品零售、通讯类商品、旅游等领域消费高速增长，而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大幅衰退。出口方面，一般贸易出口保持正增长，而加工贸易出口大幅下降，传统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明显下降。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显著，多速增长格局出现。一些产业基础好、结构多元化、调整步伐快、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经济仍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而一些产业结构落后单一、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经济下行速度较快。重庆和贵州两地逆市上行，实现了10%及以上的超高速增长，领跑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相对平稳，保持在7%—9%中高速增长区间;辽宁、山西等资源型、重化工业大省下行压力较大，减速幅度大，增速低于3%，甚至其省内部分地市出现负增长，情况极不乐观。企业景气分化，同一行业内冰火两重天。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上市企业紧抓市场、政策机遇，发挥其规模、品牌等优势，发展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量大面广的传统企业、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生存难、转型难的困境。民生持续改善，收入就业指标表现较好。前三季度，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5.2%。居民收入实现了“两个高于”的要求，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达到16367元，同比实际增长7.7%，高于同期GDP增速0.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8.1%，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1.3个百分点。价格水平总体平稳，结构性通缩压力加大。受新拉涨因素不足，及季节、气候因素的影响，全年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均低于2%，个别月份低于1%，物价总水平平稳。但受国内需求总体偏弱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生产领域中原材料、燃料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45个月负增长，且降幅较大，工业领域结构性通缩风险已较为突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11月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仅增长4.7%，较上年同期下降8.8个百分点。特别是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速更低，新开工大项目不足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受到融资平台清理、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及经济增速下降导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项目尤其是大项目的资金来源受限，致使部分稳增长措施难以落地。同时，尽管国家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措施尚未完全到位，主动服务意识差，仍然存在投资项目需要各部门串联会签审批现象，审批环节多、行政效率低也影响稳增长措施的落实。二是市场出清困难。截至1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5个月负增长，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负增长记录，且伴随经济增速下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局面缓解难度进一步加大，过剩行业有扩展之势。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恶化。1—10月份，全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亏损到386.38亿元，其中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101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48家亏损，亏损面扩大至47.5%。10月份，全国22个城市5大类品种钢材社会库存环比有所上升。其中钢材市场库存总量830.81万吨，比上月增加26.93万吨，上升3.35%。当前急需通过市场出清恢复市场供需平衡。但受过剩产能行业重资产技术经济特征、地方政府保护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化解产能过剩和清除“僵尸企业”仍面临种种困难。大量资源固化于产能过剩行业，抑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三是就业压力逐步凸显。今年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就业稳定，但受资本市场波动、总需求低迷影响，非制造业的景气度也在下行，10月份非制造业PMI指数已较7月份的年内高点降低了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且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部分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目前勉力维持的就业局面可能会被打破，部分隐藏性失业可能会显性化，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可能将对明年的就业稳定造成影响。同时尽管网上商品零售、快递等新兴业态创造了部分新的就业岗位，但也必须注意到网店对实体店带来的冲击和显著的替代效应。调研中反映，图书、服装、家电等产品的实体店受到冲击最大，部分实体店经营困难甚至出现了关闭潮。部分传统的百货商场也受到较大冲击，经营景气度持续下降，这对相关群体就业带来较大影响。四是金融风险加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企业效益恶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等实体经济的问题开始向金融领域传导。2012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呈现逐季上升趋势，目前已经连续16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由2012年第一季度的0.94%上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1.50%

Ⅶ 为什么贷款的时候，需要通过银保监会呢

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银行业保险业经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一季度GDP增速-6.8%，为何银行利润增长6%？怎样看待影子银行死灰复燃的问题？如何应对不良率的上升？银保监会官网发布答记者问，就近期热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银保监会表示，将督促银行保持利润合理增长，做实利润、用好利润。

一、要更大力度让利实体经济。千方百计降低企业，尤其是普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推动金融系统全年让利实体经济1.5万亿元。

二、要及时填补拨备缺口，全面覆盖风险损失。拨备不达标的银行要制定计划，尽早达标。在当前特殊形势下，各银行要根据客户真实风险水平，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评估潜在风险，并据此计提拨备。

三、要切实补充资本。适当降低分红，不增加奖金，把有限的利润更多用于资本补充，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Ⅷ 如何看待gdp增长本质是信贷扩张

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不要过早地对信贷总量进行过于严格的调控，达到近80亿美元的水平。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形成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升值的局面，从而可纠正人民币低估对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同时轻微的通货膨胀还有助于银行清理坏账。这就是说，4，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的迹象。目前的对策是、房地产等。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但由于上述庞大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得到明显的约束。

若进一步分析。因此，短期调整成本是相当高的，在目前情况下选择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二）密切关注信贷的增长，确保其增长速度不超过23%
尽管不宜选择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政策，但央行不能不关注信贷猛增的势头，更不能任目前信贷猛增的势头不管。我们预测，如果全年信贷增长速度超过23%，则会对2004年及2005年的经济过热产生压力。因此，一方面不要轻易、过早下“过热”的结论，另一方面应对6月底信贷同比增长22.9%的增速高度警惕（因往年第四季度信贷增长率较高），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将全年信贷增长速度控制在23%以内。应巧妙把握目前的局势与时机，利用近几年我国贸易部门竞争力正趋上升，经济增长态势基本健康，外资不断流入，外汇储备较丰富，汇率不升值的大好机会，调控好信贷增长势头，争取在未来几年实现高于历史趋势的经济增长率。

（三）力争在调整贷款结构基础上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从目前推动贷款增长的可能原因和贷款增长率来判断，信贷供给的结构问题可能比总量问题更突出，控制不好则会在未来形成大量坏账。因此不宜轻易对总量采取“急刹车”政策，而应该力争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政策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一是要根据央行最近关于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精神，重点抓紧落实可操作性细则，防止房地产贷款中可能产生的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抑制投机性资金（包括外资）流入房地产形成房地产泡沫的因素。二是加大直至放开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有助于抵消信贷结构政策调整中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同时在客观上也是支持发展中小企业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三是通过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监管，改善贷款结构。检查、纠正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防止新的不良贷款，制止商业银行使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经营行为继续产生，以减轻银行改革的新增成本。

（四）慎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继续选用央行票据实施对冲操作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但它基本是总量工具，结构性操作较难。若调控力度小，对商业银行基本没什么影响，商业银行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发放贷款。但如果调控力度大，容易引起信贷的大起大落，不仅形成对刚刚走出轻微通缩的经济的打击，而且会产生新的大批量不良贷款，调整代价高昂。另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必然使得市场流动性减少，推动银行间市场利率进一步走高，这又会鼓励投机性外资的套利行为，进而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部分抵消准备金政策的后果。情况严重时，部分商业银行还能以流动性危机作为要挟倒逼中央银行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因此，非到关键时刻，不宜轻易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
在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不断增多的情况下，选择发行有一定财务成本的央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是一种不得已的有全局意义的明智选择。但央行票据的发行要有前瞻性考虑，下列因素会阻碍该工具的大量、长期使用：一是在贷款能带来较好盈利机会的条件下，要使商业银行减少流动性就必然会将央行票据利率提高到比较高的程度，而利率的提高会提高国债的发行成本，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影响直接融资规模。另外，市场利率和投资成本的提高，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二是商业银行可将持有的大量国债和海外资产方便地转换为市场流动性，甚至出现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套利性外资的流入，从而又部分地抵消该工具效应。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由于较大规模使用央行票据，其历史仅一年多，经验缺乏，海内外资金流动的不可测性因素较多，因此，央行票据什么时候卖出，卖出多少，市场实际利率会如何变动，要密切关注。总之，要勤于微调和预调，善于在对微调偏差的纠错过程中达到调控目的。

（五）在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
保持汇率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但是根据世界经济目前的状况，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无法兼得的“铁律”，早晚也会在我国演绎。何况，随着形势的发展，央行的对冲操作效应是增强还是减弱，会否遇到新的阻碍性因素，难以预测。因此，我们应主动应战，通过不断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随时适应正在不断变化的形势。可以考虑择机搭配运用下列措施，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让实际汇率自然有所升值。

1.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从2002年1月1日起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即从2002年的15.3%降到2005年10%以下，这意味着今后的两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会逐步升值，这会缓解人民币现阶段所面临的升值压力。
2.适当放宽外汇管制，缓解央行的对冲压力。将强制结售汇制改为意愿结售汇制，目前是较好时机。进一步有选择地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放宽对企业和居民用汇的限制。
3.视汇率态势发展，择机减少国内企业到海外发行债券额度，逐步发展境内外币债券市场。鼓励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与债券，向国内银行借款，以影响外资流入境内的速度。
4.如果上述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仍出现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可通过年1%～3%的温和通货膨胀政策逐步释放。通过通货膨胀调整的好处是：调整时间较长，资源转移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可以逐步适应新的环境，经济调整成本相对较低；调控当局针对国际市场美元汇率的变化情况及资本流动的新变化，可以及时改变政策走向；在长期，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过剩，国际比较的工资水平可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保持竞争优势；在温和通货膨胀和非贸易部门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工资水平上升较慢，劳动力就业可以得到较大幅度的扩张，有利于明显缓解我国目前的结构性就业不足问题。
5.在目前形势下，外汇管理政策的基调应强调国际收支平衡。保持经常项目略有盈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时有逆差也不必惊恐。

总之，实际均衡汇率的变动，有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有汇率预期引致的资金流动带来的压力。当前一方面要抓住好时机，防止信贷过快增长，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央行调控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变的预期，通过汇率稳定预期，争取时间，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关联效应导致经济的显著下降，人民币汇率将显著上升，在存在投机性因素的情况下很可能调整过头，当投机性资金获利流回时又会面临贬值压力，使汇率急剧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存款都有增加，出现贷款在月末、季末快速增长，如此显著的逆转很难说完全是靠加强外汇管理带来的，现在票据市场发展起来后。进出口前5个月累计增长近40%。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使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90年代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呢？其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以往已很不一样。目前。

有关政策建议

（一）继续选择稳定汇率的政策
在当前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攀升从而引起外汇占款大量增长。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出现了以下新情况：一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技术含量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例如电力、道路，我们也完全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我国贸易品价格出现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非典”疫情的短期存在并不会改变中国广阔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基本优势，同时在银行体系将堆积大量新的坏账。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上升还将导致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在目前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过几天收回贷款，明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9，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四）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新特点对贷款迅猛增长的推动
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利润率较低，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8%～8，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条件下长期形成的贸易部门过度扩张的局面。二是总体价格水平有所上升，月初、季度初又迅速回落的现象。

对信贷形势的基本判断

目前，期限长，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5%之间。由此进一步判断，鉴于1996年以来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的反弹，自去年8月份以来贷款的迅猛增长，其中有房地产投资和部分重复建设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但基本增长态势是合理的。鉴于1986，今年的全年贷款增长速度理想目标为18%左右，有的在悄悄改变策略。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由于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还可能会增强对汇率升值的进一步预期、桥梁、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势头尤其明显。这一发展势头在时间上与地方各级政府换届大体一致，在投资方向上所影响的部门也主要与地方各级政府行为有关，对一年来的贷款迅猛增长要予以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会引起像那个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通过计量分析我们预测、5月份的“非典”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不会有显著影响，对全年的影响不大。从账面看，贷款。但如果一次对人民币币值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放任人民币升值，及时采取预调、微调对策，绝大多数贸易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贸易品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应该力争在结构政策上进行调控。

为什么当前的信贷增长还不至于马上引起80年代中期，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存资金利率，鼓励基层行积极、稳妥放贷。二是四大银行过去害怕向中小企业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贷款先由广大中小银行进行票据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进行转贴现，贷款风险首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忧虑，因此出现了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引起出口部门快速收缩，形成大量失业，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当然，也不排除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了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事先与客户达成协议，考核前放贷款。其中的一些“暂缓消费”会在下半年得到补偿。各方面体制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释放的投资增长的发展势头仍不减。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从而刺激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导致问题更加严重，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
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负值，在1999年甚至达到接近1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该误差项却首次出现巨额正值。一度被关闭的“五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苗头。在某些地区，有些新开工的行业结构基本雷同，外资流入是由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国的相对优势决定的，不会因为短期因素冲击而改变，投资增长势头不减，经济扩张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非贸易部门、地铁、公路，贷款增长率创历史高位的情形下，中央银行的政策确实面临稳定汇率与控制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
如果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同时由于存在强劲的外资流入和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一）国民经济正常的快速发展，出现部分重复建设，促使贷款迅速增长，人民币汇率仍保持稳定。

因此我们预测。这是推动上半年贷款迅猛增长的基本因素。

（二）各地方政府完成换届后投资增长势头加快
有关数据表明，去年下半年以来，贷款扩张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提速，其中机场，有力刺激了贷款需求的提高
第一季度GDP增长9.9%，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将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源逐步向该部门转移，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这些贷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7%，创1995年年中以来最高水平，这就是说约束经济高速扩张的资源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贷款增长超过23%，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急剧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基层银行不担忧其有风险。

（三）国际经济增长放慢，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年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基本良好的、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

Ⅸ 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实证用什么模型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机构，这就决定了利率变化必然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在高利率水平下承担高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是指当利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优质借款人由于较高借款成本而放弃借款，而那些知道自己不可能偿还贷款的人则会积极的寻求贷款，从而增加贷款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道德风险问题是指当利率较高时，借款人由于从事原本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偿还贷款或者出于追求更高利润的动机，而采取与贷款人意愿相背离的活动，增加贷款违约的可能性。然而，近几年学术界又兴起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同样会增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反思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众说纷坛：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管理不当，资产价格泡沫的积聚和崩溃，委托—代理问题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度的风险。美联储自2002年就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市场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增加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降低了它对风险的感知程度，致使其放松了贷款的价格条款，最终影响到银行贷款的整体质量（Borio&Zhu，2008）。基于以上两种观点，需要思考我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关系。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程度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利率的不规则波动性加大，加剧了银行的脆弱性，本文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一）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度量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的度量指标有不良贷款率（NPL）、加权风险资产占比（RA）、破产概率Z值（Z-score）。Delis&Kouretas（2011）使用了不良资产率和加权风险资产占比这两个指标来度量银行风险承担，徐明东、陈学彬（2012）选用Z值和资产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的测度指标。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使用贷款损失率、预期违约率等来衡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考虑到存贷款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中一直占有较高比重以及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选用各大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指标。2.解释变量。在选择货币市场利率变量时，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还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基准利率，因此不得不采取多个指标。国内学者对基准利率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RATE）、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BRATE）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三者之间。海涛、方兆本（2010）通过对SHIBOR、CRATE和BRATE的波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三种利率均不能完全独立地作为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本文选取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BRATE）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衡量指标。利率波动性的变量则采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标准差来衡量，即DSH。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银行自身因素、宏观经济状况和市场竞争等可能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银行规模（SIZE）、银行资本充足率（CAR）、银行资产收益率（ROA）、实际经济增长率（GDPG）、银行业景气指数（BBI）和市场集中度（CON）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二）模型构建基于研究目标和变量选择，本文参照Delis&Kouretas（2011）的模型设定。模型（1）用以研究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模型（1）中，i代表i银行，t代表t期，Risk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本文以不良贷款率作为其衡量指标。MP是解释变量，代表货币市场利率，本文以BRATE、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指标。控制变量：SIZE银行规模，CAR银行资本充足率，ROA银行资产收益率，GDPG实际经济增长率，BBI银行业景气指数，CON市场集中度。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的是调查当期相对于上期银行业的变化情况；市场集中度反映的是银行业的竞争情况，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越小。二、实证分析（一）数据来源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信性，本文采取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年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数据来源于各银行年度报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由于BRATE所取得的数据为月加权平均数据，HIBOR所取得的数据为日数据，因此，在这里用隔夜SHIBOR的曲线图来说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三）参数估计与分析1.估计方法。由于所构建的模型中均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为了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广义矩估计分为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但在有限样本下，系统GMM的估计结果相对于差分GMM的估计结果来说，偏差更小。系统GMM又可分为一步广义矩估计和两步广义矩估计，相对来说，两步法的估计结果对异方差和截面相关性具有更高的稳健性，因此本文最终选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2.估计结果。首先，观察表3中所有AR（2）和Sargan检验的P值，结果发现它们的P值都显著大于0.1，这说明可以接受这两种检验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系数在各个模型估计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在相邻期间内存在较强的关联，可以认为之前所构建的4个模型都是合理的。（四）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交叉项的系数1.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以BRATE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BRATE的β系数分别为-0.07、-0.282、-0.474，z值分别为-8.07、-7.35、-3.0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以SHIBOR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SHIBOR的β系数分别为-0.069、-0.353、-0.397，z值分别为-7.8、-3.44、-3.11，同样都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一结论与Altunbas（2009）、Martha（2010）、牛晓健、裘翔（2013）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低利率水平会助长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结合我国2007年到2014年的隔夜SHIBOR曲线图（图1），发现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在2007到2010年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波动性不大，从2011年开始，利率波动性显著增加，但利率整体水平并未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较低的利率水平提升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降低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感知度，刺激了商业银行对高收益的欲望，最终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加重。2.利率波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表2中模型（4）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DSH的β系数为0.188，z值为11.73，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验证了黄金老（2001）的理论推断：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两种风险，分别是利率显著升高和利率不规则波动性加剧，但利率不规则波动性加剧将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在我国，由于利率长期处于管制状态，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有效的金融工具用以应对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尽管我国近几年大力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但商业银行适应新的环境仍需时间，必须要逐步改善管理制度，实现金融创新。3.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银行盈利水平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银行的规模越大，其风险承担越高，这符合“太大而不能倒”的范式，规模较大的银行考虑到自身在银行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当自身出现危机时，中央银行为了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必定会对其伸出援手，因此，会主动承担的风险以获取高收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高，就会越倾向于采取谨慎的投资决策，以防止出现重大损失；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不会过分追求高收益，而会将管理目标地放到安全性方面，因此银行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较高的银行会倾向于承担较低的风险。另一方面，将BRATE和SHIBOR的系数与MP*CAR和MP*ROA的系数结合起来分析，BRATE和SHIBOR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它们与CAR和ROA的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得出结论，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敏感性。4.宏观经济状况、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业景气指数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GDPG和CO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BBI的系数显著为负。一般来说，宏观经济状况良好，无风险收益率会降低，商业银行为了保证足够的收益，一方面会进行高风险投资，另一方面会放宽借贷标准，从而导致银行风险承担上升。市场集中度越低，市场竞争越充分，银行风险承担越低，这一结论与Michalak（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了银行业相对于上期的变化，BBI指数越高，表示银行业的变化越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就越低。三、结论与启示本文从高利率、低利率、利率波动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4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低利率水平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利率波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且影响系数较大，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应对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并且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敏感性；宏观经济状况、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业景气指数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本文研究的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这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商业银行要加强对借款人资格的审查，保持一定的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违约的可能性；第二，商业银行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时，应该兼顾资金的安全性，实现收入多元化，分散风险。利率波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利率剧烈波动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应继续坚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针，对于放开存款利率的时点、方法要谨慎考虑。

Ⅹ 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

一、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
自 1998年起，中国政府实行了持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GDP年增幅在7％～8％之间的高速平台上运行。但是，从1998年4月以来长达24个月的消费价格持续负增长，到2000年5月由负转正并实现16个月的正增长后，从2001年9月开始又重新陷入了负增长状态，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面对这种情形，众多的专家提出了“过剩经济”、“有效需求不足”、 “通货紧缩”、“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概念来定位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就我国目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来说，笔者主张将其定位为“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相交织的状况，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定位包含以下四层涵义。
（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我国的劳动力首先滞留在农业部门。按照王诚1996年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38亿人。此外，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600万人，国企下岗职工 1500万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都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更多的二、三产业就业岗位来容纳农业和其它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进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当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及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然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一般是与发达国家相联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恐怕是劳动力过剩非常严重。”（王俭贵，2002）。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 “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三）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2002年我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GDP增长率达7.9％。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下滑态势。（1）GDP增长 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2）2002年第一季度，在投资增长19.6％、较上年同期上升7.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3）2002年1～2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4）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63.6亿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长 23.9％。（5）物价指数全面回落，“通货紧缩”阴影挥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继续下降，分别比2001年下降1.9％和 0.7％。（6）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2002年GDP7.9％的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张本波，2002）且有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继续下滑之势，因而未带来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以上状况，进一步折射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征——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四）我国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经济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阴影困扰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政府现在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的虎”。（于祖尧，2002）。其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健货币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贬值和美元贬值的打压。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人民币从1994年开始同美元紧密挂钩，因而2003年初它同欧元和其它外汇的比价跟着美元下跌。同时，中国居民非自愿性储蓄还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的实现。所以，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和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二、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在递减
自 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7％～8％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此项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在递减，它的负面影响在扩大。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1）财政赤字成倍增加，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财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6％。（2）近几年税收以超出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其得以继续实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0.8个百分点。（3）县、乡两级基层政府财力枯竭。（4）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例如，我国存在着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金欠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等隐性债务。虽然2001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为16000亿元，2002年财政赤字为3098亿元，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隐性债务的积累已达 GDP的100％。（5）有些国债投资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
按相机抉择机制，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需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因此，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应实行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从1996年5月开始到2002年底央行共进行了10次降息，并且加收20％利息税。然而，中国却出现了“货币失灵”的反常现象。降息不仅没有达到刺激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目的，相反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逐年攀升，1997年底达到50000亿元，2003年2月底已达100300亿元。由此，可见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经济景气不足。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偏紧，这不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遏制经济增长下滑。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200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25.4％，远高于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这表明金融领域潜伏着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选择。

三、几点思考
（一）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思考
1. 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理由。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中短期政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它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在长期内几乎是无效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此项政策虽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用已明显地出现了递减趋向。尽管近几年它拉动了内需的增加，但在启动构建经济主体内生增长机制方面却未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相反，由于推行该政策的过程中政府投资挤占了民间投资的空间，出现了一些“与民争利”的现象。要知道只有民间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和民间经济兴旺发达，中国经济发展才有长期、稳定和可靠的基础。
其次，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表现为：（1）持续使用国债资金，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市场改革取向的目标相抵触。（2）政府投资一般效率较低，随着时间推移国债项目转向低效益或无效益，出现了国债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3）政府工程质量一般难以保证，而且易产生腐败。（4）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由于需进口大量的工程机械、材料等，短期内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拉动的反而是“外需”。
第三，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诚然，近年来，在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增长快、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以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主要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的。
2. 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方式——阶段性淡出。有关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方式的选择，笔者认为阶段性淡出的方式是较为明智的抉择。值得强调的是， “淡出”按相机抉择机制，不能说到了一定时期就可以放弃不用（这就使它变成一种“长期政策”，即“不用”的政策），只不过使用的方向和力度，会因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目前，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周期很可能成为我国今后一定时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形态（樊纲，2003）。由此，与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波动周期相适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和淡出只能是“阶段性”或“周期性”的。我国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完全淡出不仅为时过早，而且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其完全淡出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外需增长强劲。（2）已动工的国债投资项目已基本竣工。（2）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控制。（4）民间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且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5）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达到或超过警戒线。基于这些条件还不能在短期内达到，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至少在3年内不能完全淡出。其淡出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性的淡出的过程，可以采用逐年减少国债发行量，直到将其限制到一定的力度和范围上。这个力度和范围一般以达到基本抵消由于总需求不足产生的影响为宜。
3.新形势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第一，转变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近年来，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债发行，但国债投资大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不能从所投入的项目上取得直接回报，因此造成目前投资的快速增长与消费增幅下滑和内需增长乏力的强烈反差。鉴于此，国债投资要注重把刺激需求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建议其使用方向作以下调整：一是增加对有市场、有潜力的制造业的投资。二是拿出适当比例的国债资金投向有效益的民营企业。三是加快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四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五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六是继续为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财政政策的目标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财政政策要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发展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城市市场商品大大超过其自身需求，需要寻找外部市场以维持其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锢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落后，收入水平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剩余产品无法在农村市场上消化掉。这也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国企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现阶段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注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多种手段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不仅是发行国债，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手段，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今后可作其它选择。例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刺激经济增长等。
第四，构造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财政政策发挥预期作用的前提是现代预算。只有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才能有效控制财政政策实施引发的风险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此外，在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建设上还要重视财政制度的内在稳定器功能，要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内在稳定器发挥作用机制。
（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 二者的松紧搭配。在当前，二者的松紧搭配明显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偏紧不利于遏制经济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机制。二者的契合机制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是一种相对中短期的政策，货币政策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政策，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货币政策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至于目前我国出现的“货币失灵”，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引起，归根结底是由于央行没有超然独立性、市场化利率机制尚未建成及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国当前必须从强化货币政策职能、保证央行超然独立性和健全货币政策体系等方面改革货币政策，目前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可以采取如下举措。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使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2）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转变、中资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强，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2）金融体制改革应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3）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4）加快发展股份制私人银行和其它民营金融机构，通过发展这类银行满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的投资与贷款需求。
（三）扩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经过连续5 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施行，我国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很高，加工工业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达30000亿元之巨。据调查，2002年600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由此可看出，要扩大内需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仅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着手已是不够的，还须探讨其它思路和方法。为此，笔者总结出了以下思路。
1.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扩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调整方面，“要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的格局”。一要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三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消费环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费观念，鼓励消费信贷；五要清理各种卖方市场条件下出台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六要开辟旅游、电脑、轿车等新的消费领域。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可通过提高消费率来扩大内需。
2. 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据《经济日报》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镇居民存款余额为 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为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口占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仅为1080.5元。”由此可见，储蓄存款在社会各类成员中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另外，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我国居民总体的基尼系数达0.415，已突破0.4警戒线；而据有关专家估算（王义达），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6，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又据《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量已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407亿美元……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悬殊，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在社会公众中进行了不公的分配。
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其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持有股票和国债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来，要么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要么趁我国资本大量外逃之风转移到国外，要么滞留在地下钱庄。而广大贫穷阶层，尤其是下岗工人、农民和经济效益差的国企职工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其购买能力低下。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对的，即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而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经济增幅下滑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了富有阶层消费倾向低和贫穷阶层消费倾向高但购买能力低下，进而造成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低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叶振鹏，焦建国，2002）。因此，扩大内需和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财政向贫穷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体举措如下几个方面。（1）认真贯彻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适当时候取消农业税。（2）公平税负，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利息税，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3）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4）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减少权力对国有资产的侵蚀，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国有资产和谋取非法收入行为的监管机制和对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惩戒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和减少因 “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5）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司法体系和民主法律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