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初期贷款的国家

1. 历史上中国申请过世界银行的哪些贷款

中国是世界银行仅有资格获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贷款的国家之一。1980年，邓小平会见世行行长，拉开了新中国与世行的合作序幕。1981年，世行贷款2亿美元支持28所重点高校的大学发展项目。随后，世界银行在农村地区供水、黄土高原流域治理、西南地区扶贫和基础教育、结核病控制等项目上对中国累计贷款数百亿美元。

2. 中国还俄罗斯借款是怎么回事

苏联吧，中国没欠俄国债．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55]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年产分别为22401吨和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56]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

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57]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多少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58]当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去电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59]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在经济贷款中，还有一项更能说明上述问题，这就是橡胶贷款。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的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60]1950年11月斯大林要求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5000吨，周恩来为此致信毛泽东等人，告以莫斯科来电内容，并建议不管中国如何困难，都应转卖苏联5000吨。后经毛泽东同意，并与陈云商定：多给苏联3000吨，共8000吨橡胶，并可代订5-7万吨。[61]但随后美国开始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中国要进口橡胶也非常困难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1951年上半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4800吨橡胶。[62]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希望中国大量种植橡胶，以保证这种战略物资的供应。[63]20世纪初中国从马来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29332亩，年产橡胶约7500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64]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斯大林没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为中国领导人所反感。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由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65]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签订了橡胶贷款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说：“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66]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8%的价格售与苏联。[67]

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为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这是中方所不情愿的，所以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如前所述，中国就提出中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68]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69]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70]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3. 苏联对中国贷款援助是多少

建国后，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
1960年8月9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报告说，从 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提供的数字，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 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1965年可还清。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 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 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 1974)》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 1951 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根据查阅近几年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4.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向外贷款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全国震动。收归国有的铁路线包括：北京至汉口的京汉线、汉口至广州的粤汉线、北京经张家口至恰克图的京恰线、北京经齐齐哈尔至珲春的东干线和成都至汉口的川汉线。其中，川汉铁路从1903年起，经四川绅民极力争取，至1907年经清廷批准改为商办。到1909年，川路集股总额达白银1170多万两，其宜昌至万县段已经动工。粤汉铁路修筑权则在湖南、湖北、广东绅民争取下，于1905年从美国全兴公司购回，此后，3省绅民大举筹款，并开始自筑。全国铁路的商办潮流，显然有碍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清政府中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代表的一批新洋官僚，亦鼓吹借债筑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并开始策划先将铁路国有，再借债筑路。5月20日，盛宣怀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作。合同规定，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国和德国总工程师，4国银行团享有该2路修筑权和2路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清廷此举，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局势更为激荡不安，绅民开始直批清廷卖国。四川民众指出：“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广东民众则斥责：“铁路国有，失储信天下。”“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亦批评清廷“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将引来“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全国各地集会频仍，清廷政策遭到广泛谴责。

1895-1898年清政府向俄、法、英、德的借款

《辛丑条约》中的所涉及的赔款,因为是针对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规定，所以也叫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0.2亿两以上。因此,总数达白银10亿两以上。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2倍。各国要求赔款的数目如下：俄国130371120两、德国90070515两、法国70878240、英国50620545两、日本34793100两、美国32939055两、意大利32939055两、比利时8484345两、奥地利4003920两、荷兰782100两，其余的43万余两由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分享。年息4厘，分39年还清，利息共500003000两。本息合计900008000两，以海关税、盐税担保。
条约签字以后，清政府按期给列强赔款。但到1904年以后，银价下跌，而庚子赔款是按银价算的，于是，列国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0000两。
这笔巨款还款方法大约有以下三种形式:
1.债券:由清政府发出五种债券,按分摊数额交给各国收执,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担保。帝国主义遂将各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税也划归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务司管理。
2.额外款:"镑亏借款"。《辛丑条约》规定,赔款数目虽按银两计算,因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用金,还须按照白银市价折合为金币,这样亏损很大,这种亏损称为"镑亏"(以英国货币金镑为代表)。清政府为筹付这笔额外支出,1905年4月又向汇丰银行订借英金一百万镑,借款利息五厘,期限20年。
3.庚款办学:由于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美国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英国后来也退还了部分赔款。在中国从事传教、经商30余年的史密斯,曾于1906年向美国总统建议"退还庚款"来培植中国学生。190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用"退还庚款"来教育中国学生的提案,1909年付诸实施。从1923年起英、法、意、比、荷各帝国主义国家也竞相效仿,用此款办起了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
这笔巨款到底还完了没有?
没有还完,主要原因有:
1.一战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作为战胜国,停止对战败的德、奥赔款支付;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部分的庚款余额,苏俄亦在1920年宣布放弃;美、英、日、荷四国部分的庚款余额则改订偿付办法。
2.抗日战争影响: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停止对日赔款。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剧,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与日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冲突尖锐化,中国也无力赔款。于是英、美等国于1938年纷纷停止"庚子赔款"。至此,中国共赔款白银已近6.532亿两,折合银元近10亿元。

耻辱啊！耻辱！

5. 尼日利亚向中国贷款，你知道还有哪些国家向中国贷过款呢

除了向世界银行贷款以外，不少缺钱的国家通常都会考虑向一些有钱的国家贷款借钱，比如中国。不过，由于缺乏全面的官方数据，因此我们很难计算出中国到底借出去了多少钱，中国都把钱借给了哪些国家，只能从一些研究或报告中管窥一豹。

那么多国家向中国贷款，贷款的钱是由谁来提供的？中国的对外贷款主要是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来完成。前者是国有商业银行，提供商业贷款；而后者除了提供商业贷款之外，还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利，即提供优惠贷款，以援助他国来开展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央行、财政部就是它们的第一、第二大股东，因此，有些事不言而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