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涛雒镇的历史沿革
涛雒立村始于西汉,因隔河与南店相对,曾名北店,后称涛洛,但不知何故,清代却把极大众化的“洛”返古为“雒”,搞得许多外地人不识“雒”为何字。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擢用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总领盐铁事务,在全国设盐官35处,山东就有海曲等11处,涛雒即为海曲盐产重地。元设涛雒场司令,明、清设涛雒场盐课大使,民国初改称知事。不过,此司令不是彼司令,古大使亦非今大使。
盐,有监盐和末盐之分。监盐是海水晒制而成,末盐是煎制得盐,即“煮海为盐”,就是把海水倒入锅类容器中,用柴草在下面烧,水蒸发后得盐,亦称熬盐、煎盐、煮盐。清代前,涛雒场产末盐,清初逐渐由熬改晒,但到清中期仍是煎晒兼用,“晴则听民滩晒,雨则以锅煎济之”。道光年间,涛雒场的盐才完全由滩池晒制而成。 古时,熬盐之地为灶地,熬盐户称灶户,熬盐者称灶丁,负责管理的称灶长。这种“生产方式”,从涛雒北部沿海村的村名中即可略见一斑。在今廒头盐场和红旗盐场附近,有东、西灶子村和成、张、尹、高、村,该地百姓世代熬、煎、煮、晒盐。此东、西灶子村的“灶”字无须多言,这一连串的廒头村的“廒”字,即可能或因当时其紧邻屯积食盐的“仓厫”,或因曾立灶煮盐由“熬”字而来。
涛雒的发迹,也经历了一个从“盐”至“运”、再到“商”的过程。因历代王朝都对盐控得很死。明清实行严格的“民制官督商运商销”制,“官盐”与“私盐”差价太大,贩私盐是暴利。这一方面诱使当地灶户铤而走险贩私盐;另一方面,腰缠万贯的盐商在涛雒街头来来往往,住店、雇工、吃喝……潜移默化,这对一方经济结构及当地人为人处事观的影响不可低估。清康熙二十二年,海运渐开,从涛雒口到栈子新口(即旧张洛口)“估客(商人)云集、货船萃焉”,各路商贾纷纷而来立字号、开当铺,使涛雒逐渐发展成日照南部的商业重镇。清乾隆五十年(1786),被龚自珍称为“海内最富”的山西客商把触角伸到涛雒,在今镇供销社院内盖了三幢二层36间原汁原汤山西风味的木板楼房,开起了当铺。清道光十四年(1834),山西客商张元资又在涛雒十字街口西北拐角操起同一行当,号“德元”。
清咸丰年间,当地人丁开轩立“广记”商号,主要收购土特产品,如花生米、生油、皮猪等运往上海,再运回大米、糖、茶和各种洋货。当时“广记”有4只大风船、2500亩土地,成为涛雒最大的商号兼地主。与此同时,清咸丰六年(1856)开张的“裕源”商号的名牌产品“裕源”京冬菜,畅销北京、上海及东南亚各地,仅上海即年销500多坛(每坛80公斤)。清同治、光绪年间,又兴起“协记”、“同生”、“益昌”等商号,外运土特产品,进口布、米、面、糖等日用百货。
民国初年,涛雒已发展到轮船行、银行、土特产业、百货和中、西医药业等店铺12家。这其中以“恒记”为最大,拥有资金60万银元。
民国九年,丁廉泉挑头合股60人、股金15000银元开办了日照县第一家私营银行——“汇昌银号”,在临沂县城和巨峰镇西门里下设“汇通银号”和“汇丰银号”,出票子,票券号头分别是“汇昌银号”和“汇通银号”,票券面额一元,背面印有丁廉泉的半身像。“汇通”票券很硬,老百姓叫“府票”,除在临沂发行外,“汇昌”专设一人用大洋、铜板到临沂兑换“府票”回日照流通。
民国二十年左右,涛雒商业达到鼎盛,名声之大,盖过县城,街上各种商行林立,挂牌匾的72家,行商摊贩300多户,小贩早晚叫卖不绝。最兴隆的有十大商家,仅号称“四大记”的“广记”、“协记”、“永记”、“恒记”的资本总额即达210多万银元,垄断了西括临沂、费县、沂水、莒县,北至泊里,南到青口(今江苏省赣榆县)整个鲁南苏北的土特品购销,每年出口约32000担(每担100斤)生米、8000担生油、12000担皮猪,进口崇明大布4800疋、棉纱270担、糖类2800担、大米1400担、白面3200担、花尖纸8000捆、茶叶2000箱。 涛雒的兴盛长达数百年,然衰败却仿佛就在一瞬间,而且从此就落魄下去,这的确是偶然的,但在这偶然中却隐伏着必然。
一方面,涛雒“商气”的衰败有深刻、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涛雒商业的兴盛,在“商”的起源上,是以“官盐”及与此伴生的暴利“私盐”贩运为母本的;在“商”的外化上,是以初级农产品的贩运为主体的;在“商”的实现上,是以木帆船运输为基本条件的。而所有这一些,在近现代中国都渐行渐远,并最终烟消云散――“盐税”在宏观财政盘子中份额的式微,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时代的到来,“洋货”蜂拥而来的的致命冲击(叶圣陶先生的《多收三五斗》即可略见一斑)……再加之以外族入侵、政府腐败,在多灾多难、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一个人、一个地域是很难主宰自己命运的,故无论是涛雒的商气、还是涛雒的商人,都难逃中国传统商人的命运。
另一方面,涛雒商人在致富后不但未能及时由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亦未能由传统商业资本转向现代商业资本,反而逆向回归,开始了一波又一波滚雪球式的土地兼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土地集中,并非是生产资本的扩大与集中,涛雒商人土地占有量的不断增加,既没有改变或扩大生产规模,也没有改进或提升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反而只是不断地兼并更多的土地,以增加财富的简单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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